事物与行为就是其所存在的样子，其结果也是其将要成为的样子:我们为何还要竭力去自欺欺人呢?——巴特勒主教在19世纪，没有任何一位思想家能与卡尔?马克思一样对人类产生如此直接、透彻和深远的影响。在其一生之中及其身后，他在理智和道德上对其追随者们都起到了支配性作用，即使在民主的民族主义的黄金时期，这种支配作用都是独一无二的——也就是在这一时期里，涌现出了一批批伟大的人民英雄和烈士，以及富有浪漫色彩，几乎是传奇性的人物，他们的生命和言行导引着民众的憧憬，在欧洲创造了一个全新的革命传统。然而，在任何时候，马克思都不能被称作普通意义上的公众人物:显然他绝不是什么流行作家或演说家。他的写作范围十分广泛，但他的作品在其生前并未流传开来;到了20世纪70年代，当这些作品开始广为人知(其中一些是后来才得以传播的)，人们传阅这些作品的热情与其说是对它们本身质量的认同，不如说是那与他紧密相关的运动的好名和恶名得以传播开来的结果。马克思完全缺乏作为一名伟大人民领袖或者煽动者的特质，也不是俄国的民主斗士亚历山大?赫尔岑那样的天才宣传家，也不具备巴枯宁那样非凡的雄辩口才。他大部分的工作生涯都是在相对默默无闻的状态下在伦敦度过的，不是在自己的书桌前，就是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广大民众对他知之甚少，然而到他去世前，他成了一位广为人知、受人景仰的人，成了一场强大国际运动的领袖。他的生涯或性格中没有任何成分特别激起人们的想象力，或者唤起无限的热忱，一种狂热的，甚至是宗教式的崇拜，而当初科苏特、马志尼，甚至是晚年时的拉萨尔都是被追随者们怀着这样的心态加以热捧的。他并不经常出现在公众面前，即便出现也不是特别成功。在他出席的宴会或公众会议上为数不多的几次演说中，他的讲话总是过多地铺陈事实，夹带点枯燥和唐突，希望从听众那里索取一点尊重而不是热情。从性格上来说他是一位理论家和知识分子，本能地想要避开与群众的直接接触，而他毕生的精力却又都耗费在了对这些群众利益的研究之上。在很多追随者看来，他似乎是一位遵循教条、喜欢说教的德国教师，总是无休止地在重申自己的论点，而且越来越锋利尖锐，直到他这些论点的精华留在那些信徒的脑中无法消除。他关於经济学方面的内容一大部分都是在对工人们讲课时初次得以阐述的:据说他在这些环境下的讲授和阐述就是简明扼要的典范。但他写得很慢，也很痛苦，就像那些敏锐而又高产的思想家有时候一样，几乎跟不上自己思想的速度，急不可耐地既想阐述一个新的教义，又想预先阻止任何可能的反对观点;那些发表的版本，在讲述抽象问题时，往往都有失平衡，而且细节上十分晦涩，虽然中心思想从未真正存在疑问。他本人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点，曾把自己和巴尔扎克《无名的杰作》中的主人公相比，那个人就试图将自己脑中形成的图像用笔画出来，於是一遍又一遍地、无休无止地在画布上修改，最终却只是画出了一团五颜六色、没有形状的东西，但在他本人眼里却正好表达了自己头脑中的图像。他属於一个比之前历代更加强烈而审慎地培养想象的时代，在一群认为思想比事实来得更加真实，个人关系远比外部世界的事件含义更广的人中长大成人;对他们而言，公众生活有时就会被从他们自己丰富而复杂的个人经验世界层面加以理解和解释。

马克思本质上不是个能自省的人，对个人，或者对精神或心灵状态没有什么兴趣;因为技术的快速进步，带来财富的急剧增加，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和文化上的错位和混乱，而与他同时代的那些人，未能正确评价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革命性转型的重要性，因而只会激起他的愤慨与蔑视。他天生有着强大、活跃、实际、理智的头脑，对不公平有着敏锐的感觉，异常地缺少感性，对知识分子的花言巧语和情感主义极为厌恶，就像对资产阶级的愚昧和自满的厌恶一样;在他看来，前者总是漫无目的地喋喋不休，远离现实，而且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都一样讨厌;后者则无比虚伪，自欺欺人，沉浸於对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追求中，对其所处时代的明显社会特征视若无睹。他总是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粗俗鄙陋的世界中(也许他潜意识中对自己生来带有犹太人血统这一事实的厌恶，使得这种感觉更加强烈)，这更增加了他与生俱来的无情与好斗，从而产生了一个大众想象中令人敬畏的人物形象。他那些有名的崇拜者会发现，很难相信他是一个富於情感或心肠柔软的人，或者是个关心他所接触的大多数人感受的人;在他看来，他所遇到的大多数人不是蠢蛋就是马屁精，对於他们，他公然带着怀疑或轻蔑的态度。如果说他在大庭广众之下的态度十分专横、强势，那么在让他感觉十分安全的家人和朋友组成的亲密小圈子里，他还是很体贴、很温和的;他婚姻生活基本上不能说不幸福，对自己的孩子也很喜欢，对自己一生的朋友和合作伙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怀着几乎坚不可摧的忠诚与热爱。他没什么魅力，行为举止也时常有点粗俗，容易藏不住心中的仇恨，但即便是他的敌人，都被他人格的力量与激情、他观点的大胆与广度、他对当前局势分析的广泛性与杰出性所折服。他一生都与同时代的那些革命者格格不入，对那些人、对他们的方式、对他们的目标都不友好。不过，他的这种孤立不仅仅是性格原因或者时空的偶然。无论大多数欧洲的民主人士在个性、目标和历史环境方面的差异多么巨大，他们在一个根本属性上彼此是一致的，这就使得他们之间的合作，至少是原则上的合作成为可能。无论他们是否相信暴力革命，他们中的大多数毕竟还是倾向於全人类所共有的道德标准。他们批评、指责现有的人类生存环境，依据的是一些先入为主的理想、一些体系——至於这些体系是否合适，根本无须证明，对於任何有着正常道德观念的人来说，它们是不证自明的;他们的设想，依照各自在实践中可实现程度的不同而相互区别，并且相应地可以被归类为更加偏离於或偏向於空想社会主义，不过，关於追求的终极目标，各民主思想流派之间还是有着广泛的一致。对於提议的方式的有效性，对於与现有势力达成妥协在道德上或实践中可行的程度，对於特定社会制度的特点与价值，并且因此对於所采纳的相关政策，他们有着不同意见。不过，即便是他们之中最暴力的群体——雅各宾派和恐怖分子(也许这些群体还更甚於其他人)——也相信没有什么东西是个人的坚强意志改变不了的;他们也相信，强有力的道德目标是充足的行动源泉，它们本身就是因为众人都接受的价值观而变得合理。所以正确做法就是，首先确定人们希望这个世界成为什么样子;然后，人们应该据此来考虑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中保留多大部分，摒弃多大部分;最后，人们应该寻找最有效的完成必要改革的方式。这样一种态度，在任何时期的大多数革命者与改革家们中相当普遍，马克思则完全不予同情。他坚信人类历史是有规律的，这些规律是不会仅仅因为在某种理念驱使下的个人干预而改变的。他相信，人们为了给自己的目标正名而诉诸的内在经验，非但不是在揭示某种被称为道德或宗教的特定真理(在历史性地被置於特定场合的人群中)，反而往往会导致神话和幻想的产生(既有个人的，也有群体性的)。受产生时的物质环境影响，神话有时在客观真理的伪装下，代表了处於困境中的人们希望相信的一切;在它们欺骗性的影响下，人们错误地解释了自己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本质，错误地理解了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因而错误地计算了自己和别人的势力范围，从而错误地估计了自己和对手的行为后果。与同时代的大多数民主主义理论家不同，马克思相信价值不能脱离於事实加以考量，而必须依赖於看待事实的方式。真正洞察历史发展进程的本质和规律，无需任何已知的道德标准的帮助，其本身就会向任何理性之人指明，哪一步才是他应该采取的，也就是说，什么样的进程才会最符合自己所在的社会秩序的要求。因此，马克思并没有新的道德或社会理念要强加到人们头上;他并不要求改变心意:仅仅改变心意，不过是用一种幻想去替代另一种而已。和自己同时代的伟大思想家们不同，至少在他自己看来，他是诉诸理性的，诉诸实用知识，指责知识上的恶行或盲目，坚持认为，人们为了懂得如何摆脱自己深陷其中的混乱，所需要的一切就是理解他们所处的真实环境;他相信，对人们所处的社会中力量制衡情况的正确估计，将会预示着合乎理性追求的生活形态。马克思指责现有的秩序，不是通过理想，而是通过历史的角度:一般而言，他并非因为它不公平，或不成功，或因为人类的邪恶或愚蠢而加以指责，而是因为社会发展规律的结果，这规律必然导致到某个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一个阶级用不同程度的理性去追求自己的利益时，要剥削、压迫另一个阶级，并因而导致对人们的压迫和伤害。压迫者们受到了威胁，但威胁的内容不是受害者们蓄意的报复，而是历史为之准备的即将发生的必然崩溃(以基於某个敌对社会群体利益的行动为其表现方式)，因为一个完成了自己社会任务的阶级注定要退出人类历史舞台。不过，尽管原本是想得到知识分子群体的支持，他所采用的却是一种先驱和预言家所使用的语言，不是以人之名，而是为宇宙法则本身代言，没有想要拯救或者改善什么，而是要去警告、谴责，去揭示真理，更重要的是去驳斥谎言。“Destruametaedificabo”(吾欲破且立)，这是蒲鲁东写在其某本着作前面的话，更加恰当地表达了马克思对於自己指派的任务的观点。到了1845年，他完成了计划的第一阶段工作，熟知了自己所处的社会的本质、历史与进化规则。他得出结论，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通过创造性劳动不断试图掌控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历史。这一行为在对立阶级的斗争中得到体现，其中一个阶级必须是胜出方，尽管表现形式有所变化:进步总是由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胜利相继构成的。从长远看，这些代表了理性的进步。那些十分理性的人总会将自己与所处社会中的进步阶级，也即上升的阶级挂起钩:要么在必要时通过刻意抛弃过去的历史，让自己与那个阶级联合起来，要么在历史已经把他们推到那个阶级位置时，自觉地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并且依此来行事。相应地，马克思在确认自己所处时代的新兴阶级是无产阶级后，便将自己的一生投入为其争取胜利的努力之中，而他自己决定要在其中充当领头人。这种胜利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由历史的进步所确保，但是人类的勇敢、决心和智慧能让它来得更近些，让过渡阶段更少一些痛苦，带来的矛盾更少一些，对人类物质的浪费也少一些。从此，他的地位便成了指挥官，积极投入某场运动之中，因而他并没有不断地号召自己和他人陈述加入某场战争的理由，或者列出支持某一派反对另一派的理由:战争的状态与个人在其中的地位已经确定;这些事实不容置疑，只需接受和验证;人们唯一的任务便是打败敌人，其他所有问题都是空谈，都建立在不切实际的假设前提之上，因此也都无关主题。正因如此，马克思晚年的作品中才几乎没有任何关於终极原则的讨论，也完全没有为自己反对资产阶级正名的意愿。敌人的优点或者缺点，或者如果敌人或战争完全不同於现实又会如何，这些在战争中都无关紧要。在真正的战争时期引入这些不相干的问题，就等於分散自己的支持者们在关键问题上的注意力(不管他们能否意识到，这些关键问题都是他们所面临的)，并因而削弱他们的抵抗能力。在真实战争中，重要的是对自己的资源以及敌人的资源有准确的把握，了解此前社会的发展历史，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对於实现胜利目标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资本论》便试图给出这样一种分析。书中几乎完全没有明确的道德辩论，缺少对良知或原则的呼吁，对於胜利之后即将或者应当发生的事情同样明显缺少详细的预判，这些都是过分关注於行动的实际问题带来的结果。关於不可剥夺的普遍天赋人权，关於属於每个人的良知(无论其在阶级斗争中的地位如何)的观念，都被斥为自我保护的自由幻想。社会主义不会恳求，而是要求;它不谈权利，只谈从束缚的社会结构中解放出来的新生活方式，在它势不可挡的方式面前，旧的社会秩序明显开始分崩离析。道德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观念与理想，随着它们发源的社会环境变化而变化:如果认为它们任何一个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不可更改的，就等於相信它们所从属的制度(在这里便是资产阶级制度)是永恒不变的。这一谬论被认为构成了18世纪以来的唯心人道主义者们的伦理学与心理学教义。因此马克思对自由主义者与功利主义者所共有的那种臆断给予了极端的不屑和厌恶——他们认为，既然所有人的利益最终都是，而且一直以来都是一致的，那么每个人都采取一种理解、友好与行善的方式，可能会使“最终所有人都感到满意”成为可能。如果阶级斗争是真实的，那么这些利益就完全是不可调和的。对这一事实的否认，只能归因於愚蠢地或愤世嫉俗地忽视真理，这是被历史一再暴露的一种特别邪恶的虚伪或自我欺骗形式。这种观点上的基本区别，而不仅仅是性格或天赋资质上的不同，正是将马克思与资本主义激进分子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截然区分开来的地方，对於后者来说，让他们感到困惑而愤怒的是，马克思对他们进行了长达四十多年的猛烈的、坚持不懈的谴责和斗争。他痛恨一切形式的浪漫主义、情感主义和人道主义;因为急於避免诉诸自己听众们的真实情感，他系统地从其运动相关的宣传文献中删去了所有老式民主主义修辞的痕迹。他在任何时候从不主动让步，也不要求对方让步，从未加入任何靠不住的政治联盟，因为他向来拒绝任何形式的妥协。凡是加上他的名字的那些声明、信仰宣言和行动章程，几乎都很少提到道德进步、永恒正义、人类平等、个人或国家权利、信仰自由、为文明而斗争，或者其他一些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民主运动中惯用的(曾经也的确代表过理想的)词汇;他认为这些词汇言不由衷，毫无用处，只代表着思想上的混乱和行动上的无能而已。这场战争必须在每一个前沿阵地上打响，并且因为现代社会是政治性地组织起来的，必须以那些根据历史发展规律注定作为征服阶级出现的群体为基础，成立一个政治党派。必须不停地教给他们，在当前这个社会中看起来似乎牢固不变的，实际上注定会迅速灭亡。但人们也许会发现这一事实很难令人置信，因为有了道德、宗教、政治与经济上的假设和信仰的巨大的保护性外衣，这些正是濒临灭亡的阶级有意或无意地创造出来的，使自己和别人对即将到来的命运视而不见。想要看透这层烟幕，看到事件的真实结构，是需要智慧、勇气以及敏锐感觉的。混乱的局面，以及它注定要随之结束的危机的临近，将会说服每个头脑清醒、密切关注的旁观者，为了生存自己应该是什么样子、需要做些什么——因为除非是已经真正死亡或正在咽气的人，没有人能够做一个对与自己生命密切相关的社会的命运漠不关心的旁观者。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不是由某个内心幻想所确定的、对不同的人呈现出不同内涵的主观价值观，而是对这些事实本身的认知，决定着理性的行为。如果一个社会的制度能够在不颠覆其整个基础的前提下继续推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那这个社会就被认为是进步的，并且因而是值得支持的。而当一个社会被认为是反动的，那它已不可避免地走入死胡同，无法避免内部骚乱和最终的崩溃，尽管它还在为生存做出最绝望的挣扎。这些挣扎本身就产生了“它最终会屹立不垮”的不理智信仰，而这不过是一剂镇痛剂，有了它，一切行将灭亡的制度必然对自己的真实处境的症候视而不见。然而，被历史宣判灭亡的必将烟消云散:即使是在不可能的时候，还要说哪些应该保留下来，就等於在否认宇宙的理性计划。指责发展过程本身，即人类奋力完全实现自己权力的途中所经过并且所依赖的痛苦斗争，对马克思而言，不过是一种幼稚的主观主义，因为它对生命的观点是病态的，或者肤浅的，同时还带着不理智的歧视心态，追求这种或那种昙花一现的价值或制度;它揭示了对旧世界的依附，也是从其价值体系中尚未完全解放出来的一种表现。这在他看来，似乎就是在诚挚博爱情感的伪装下，不为人知地萌发着懦弱与背叛的种子，而这都源於一种要与反动势力相妥协的根本渴望，这是一种对革命的秘密恐惧心理，这种心理基於对失去舒适和特权的恐惧，基於深藏内心的对事实本身的恐惧，基於对直面公众的恐惧。然而，在现实中是不可能有妥协的;人道主义不过是一种柔化了的、顾全面子的妥协，就因为希望避免公开战斗的危险，甚至是胜利的危险与责任。没有什么能像懦弱一样激起他的愤怒，因此他每当提到懦弱时，总是带着一种怒发冲冠并且经常是毫不留情的语气，开了那种严厉的“唯物主义”风格之先河，在革命社会主义文献中发出了一种不为人所熟悉的声音。这种崇尚“赤裸客观”的风潮，尤其是在后来的俄国作家中，形成的结果就是，人们总是设法给有时并不十分让人惊讶的命题换上最尖锐、最朴素、最惊人的陈述方式。马克思，据他自己的阐述，几乎是从偶然的缘起着手打造他的全新工具的:在与政府就只有地方范围内重要性的经济学问题进行争论的过程中(参与争论时他还是某家激进新闻报刊的编辑)，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对於历史学和经济学的发展原则几乎一无所知。这场论争发生在1843年。到了1848年，他作为政治学和经济学思想家的基本观点已经完全形成。他带着一种巨细无遗的态度，创建了一套完整的社会学及其发展理论，其中精确地揭示了所有类似问题的答案该到哪里、该用何种方式才能寻找得到。这一理论的原创性经常受到人们的质疑。之所以说它是独创的，并非指艺术作品在表现至今未曾得到表达的个人经验时的那种独创性，而是指科学理论被称为独创时，它们都为一个迄今未曾解决，甚至未系统阐述过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它们可以通过修改、综合现有观点来形成一个新的假设。马克思从未试图否认自己从其他思想家那里得到的裨益:“我是在进行一场历史正义的表演，是在向每个人归还他应得的东西”，据称他曾这样高尚地表示过。但是他也的确说过，自己第一次为此前那些要么被误解，要么被错误地或不充分地或不明确地回答过的问题，找到了一个完全充分的答案。马克思寻求的特色不是创新，而是真理，当他在别人的着作中找到了真理(早些年在巴黎时，也就是他的思想基本方向成型时期)，他就会尽量将其融入自己的新综合推理。结果就是，具有创新性的不是任何某个构成部分，而是整个中心理论，正是通过这个中心理论，各个组成部分才相互关联起来，使得彼此在一个单一的系统性整体中互为依据，互相支撑。因此，想要找到马克思提出的某个学说的直接来源，是件相对简单的事，为数众多的批评家都急不可待地去做过。很可能的是，他所有观点的起源，无一不是可以在此前的或同时代的作家那里找得到的。因此，建立在废除私有制基础之上的集体所有制理论，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也许在过去两千多年中的大多数时期都拥有众多支持者。所以人们经常争论的问题，即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是否直接源自摩莱里或马布利、巴贝夫及其追随者们，或者源自对法国共产主义思想的德国阐释中，显得有些过於纯学术化，因而也就无足轻重。至於更具体的学说，某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就在霍尔巴赫近一个世纪以前发表的一本专着中有过完整阐述，而霍尔巴赫的这一理论很大程度上源自斯宾诺莎;与马克思同一时代的费尔巴哈则对这一理论进行修改，重新提了出来。“人类发展史就是社会阶级斗争史”的观点则源自兰盖与圣西门，在很大程度上被梯叶里和米涅这些当代法国自由主义历史学家所采用，同样也被更加保守的基佐所接受，这是马克思所承认的。关於经济危机规律性重现之必然性的科学理论大概是西斯蒙第首次提出的;第四阶级兴起的理论当然是早期法国共产主义者们提出的，后来被与马克思同一时代的施泰因和赫斯在德意志境内传播开来。无产阶级专政的理念则是巴贝夫在18世纪最后十年间提出的模糊概念，到了19世纪被魏特林和布朗基用不同的方式进行了明确阐述;关於工人当前与未来在工业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重要性的理论，路易?布朗和法国国家社会主义者们的阐述比马克思愿意承认的要完整得多。劳动价值理论来自洛克、亚当?斯密、李嘉图以及其他一些古典经济学家;剥削与剩余价值理论来自傅立叶，而关於用刻意的国家控制作为其补救办法的理论出现在早期英国社会主义者，例如布雷、汤普森与霍吉斯金的着作中;无产阶级异化理论是由麦克斯?施蒂纳至少先於马克思一年提出来的。而黑格尔和德国哲学的影响则是最深远的，也是最广泛的。像这样的清单可以很容易地拉得更长。18世纪并不缺少社会理论。有一些理论萌芽初期就已消亡，另一些则在知识气候适宜的时候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影响了人们的言行。马克思将这浩如烟海的素材逐一进行筛查，从中挑出自己认为是原创的、真实的、重要的东西，并且以它们为基础创建了一个社会分析的新工具，其主要优点不在於自身的漂亮或者连贯性，也不在於其情感上或知识上的力量(伟大的乌托邦体系是思辨想象的更崇高作品)，而是在於对简单基础原则与综合性、现实性和细致性的结合。它所假设的环境实际上符合它目标公众的个人第一手经验;它的分析，在用最简单的方式加以阐述时，显得既新颖而又深刻，而这个代表了德国唯心主义、法国理性主义和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一种独特综合形式的新理论，似乎的确将此前看似互不关联的大量社会现象串联到一起，并且提供了解释。这为新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流行口号提供了具体含义。更加重要的是，它使得运动不再只是像宪章运动一样，往自己身上加上一堆具体的但是联系松散的政治与经济目标，煽动群众的不满与反抗情绪，而是做得更多。它重新引导这些情绪，使之朝向系统性地相关的、直接的、可行的目标，这些并非被当作适用於任何时候任何人的终极目标，而是被当作适合於代表某个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革命政党的目标。马克思理论的主要成就，就是用人们熟悉的经验性的词汇，为当时那些最困扰人们的理论问题提供了清晰的、统一的答案，并且从中推导得出明确实际的方针，而没有在二者之间创造一些明显是人为的联系。这也赋予了马克思理论强大的生命力，使之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击败对手，屹立不倒。这一理论主要是在1843年到1850年的艰苦岁月中於巴黎完成的，那时在世界危机的压力之下，通常隐藏在社会生活表面之下的经济与政治发展趋势在范围与强度方面都有所增加，直到它们打破正常时期被现存制度所保护起来的框架，并且在各方面力量最终碰撞之前的短暂光明时刻，短时间内暴露出它们的真实特点，之后一切重又变得含糊不清。这为在社会理论领域进行科学观察提供了一个并不多见的机会，马克思从中受益良多;在他看来，这个机会似乎对他的假设提供了完全的验证。这个体系最终表现出来的便是一个宏大的结构，不是通过直接进攻就能攻克的，在其高墙之内包含着各种资源，打算要去迎击敌人所掌握的每一件已知的武器。其影响对朋友和敌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尤其是对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和批评家们的影响极大。它改变了人类思想发展史的进程，因为在它之后，有一些东西不可能再被人合理可信地谈起。没有哪个学科在成为战场的过程中会失去什么，至少从长远来看是如此，马克思主义者对於经济因素在决定人类行为过程中首要性的强调，直接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史的深入研究，这种研究在过去尽管从未被完全忽略，但也从未达到目前这么显眼的位置，直到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把这一领域的历史学研究往前推动了一把——就好比前一个时代，黑格尔学说给历史学研究带来了一股强大的推动力一样。对於历史学与道德问题的社会学处理方法，康德以及其后的斯宾塞与丹纳曾经讨论并且设想过，但只有在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使其结论变成了热点问题时，才成为一门精确而具体的研究，因为论争对证据的寻找更加狂热，对方法的关注更加强烈。1849年，马克思被迫离开巴黎，来到英国。对他来说，伦敦，尤其是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就是“一个察看资本主义社会的方便又合适的观察哨”，是一个弹药库，而其所有者似乎并没有看到它的重要性。他一直以来很少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生活在自己的、大部分是德国人组成的小圈子里，其中除了他的家人外，还有一小群亲密朋友与政治同伴。他很少结识英国人，对於他们或其生活方式既不理解也不关心。他是一个对於周围环境影响异常无动於衷的人:新闻报纸或者书本之外的东西他几乎一概不看，直到去世前，对於身边生活的质量或对於这种生活的社会与自然背景相对不那么关心。就其个人学术发展而言，他也许在马达加斯加也一样能度过流放时光，只要那里能确保书籍、杂志和政府报告的日常供应:当然，如果真是如此，伦敦民众对他的存在的关注也几乎不会更少。他一生中逐渐定型的、心理上来说最有意思的几年到1851年就结束了:从此之后，他在情感上和学术上都已定了型，再也没有多大变化了。他还在巴黎的时候，就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希望能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兴起和即将到来的灭亡做出一个完整的解释和说明。他是在1850年的春天开始着手这项工作的，持续了大约二十年，其间出於临时策略需要，也由於为支撑整个家庭而从事新闻业的需要，这项工作经常被打断。在他住在伦敦的三十年里，他写作的小册子、文章和书信，形成了一种依照自己新的分析方法对现代政治事务的连贯评论。这些评论十分尖锐、明晰、刻薄、现实，语气上则十分现代，刻意地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盛行的乐观主义态度针锋相对。作为一名革命人士，他反对采用阴谋式的方法，认为这是过时的，也是没有成效的做法，极易遭到公众的批评，却又无法撼动对方的基础;相反，他自己致力於创建一个由社会新观点所统治的开放式政党。他的后半生几乎全部花在了为自己所发现的真理搜集证据并加以传播的工作之上，直到这些真理被传播到其追随者的整个世界里，并且被有意识地融入他们的所有思想和言行之中去。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他耗费了一切来实现这一目标，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最终实现了愿望。19世纪涌现了众多着名的社会批判家和革命者，这些人与马克思相比并不缺少创新、暴力和固执，但是没有人能如他那样执着坚定，那样全心全力地将自己一生中每一句话和每一个行动都变为朝向一个专一、直接、实际的目标的手段，对此而言没有什么是太过神圣而不能牺牲的。假如有人认为他的思想领先於他的时代，那么同样一定有人认为他代表了最古老的欧洲传统之一。他的现实主义，他对历史的感觉，他对抽象原则的攻击，他要求任何解决方案必须通过其在真实环境中的适用性和结果加以检验，他轻蔑地将让步或渐进主义视为回避极端行动必要性的方式，他坚信群众易受蒙蔽，因此必须花任何代价，必要时使用武力，把群众从那些欺压他们的无赖和傻子手中解救出来，所有这些使他成为下一个世纪中更加严厉的一代务实革命者的先驱;但是他坚信必须要和过去有一个彻底的了断，认为需要一个全新的、唯一能挽救个人的社会体制——那些个人从社会限制中解放，就会和别人齐心协力，但同时也需要严格的社会指引——正是这些使他居於那些伟大新信仰的专制奠基人，以及那些无情的颠覆者和改革者之列，他们采用单一、明确、热情持有的原则来解释这个世界，凡是一切与原则对立的东西都要受到谴责和摧毁。他坚信自己的纲领式观点:一个有秩序、有纪律、能自我指导的社会，注定要在当前这种不理性的、一团混乱的世界不可避免的自我毁灭之后产生——这信仰是属於那种无限的、绝对的类型，能够结束一切争论，解决一切困难;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解放的感觉，就像是在16世纪和17世纪时人们在新教信仰中，后来又在科学真理中、在伟大的法国革命原则中、在德国形而上学者的理论系统中所发现的一样。如果这些早期的理性主义者被恰如其分地称为狂热信徒，那么在这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也是一名狂热信徒。但是他对理性的信仰不是盲目的:如果说他诉诸理性，那他诉诸经验证据的程度也不会更少。历史规律是永恒的、不可更改的(要理解这一事实，需要有一个准形而上学的体制)，但是它们只能通过经验事实证据建立起来。他的知识体系是封闭式的，任何进入这个体系的内容都需要遵循预先设置好的范式，但它是建立在观察与经验的基础之上的。他没有受到任何固定思想的困扰。他丝毫也没有表现出臭名昭着的伴有病态狂热的症状，没有突然的兴奋与孤独感和困扰感相互交替——在完全私密的世界中生命往往会给那些脱离实际的人带来的感受。他主要着作中的主要思想似乎早在1847年就已在他心中成熟了。对其初步的描述在1849年就已做出，七年之后再一次出现，但他在自认为穷尽了这一主题相关的所有文献资料之前，是无法开始写作的。这一事实，加之很难找到出版方，又需要养家糊口，再加上过度劳累和频繁生病，结果就使得出版工作往后推冲了一年又一年。第一卷是在1867年，也即从构思起的二十年后才最终得以出版，成为他一生的辉煌成就。该书试图对社会发展的进程与规则进行单一的综合性的阐述，其中包含一种从历史角度看待的完整的经济学理论，同时也不那么明显地包含一种由经济因素决定的历史与社会学理论。这种尝试被论述中引人注目地偏离主题的文段所打断，这些文段包括对工人阶级及其雇主生存环境的分析与历史性描述，尤其是从生产制造到大规模工业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情况，这些内容本是用来论证基本观点的，但事实上却展示了历史写作和政治阐释的一种全新的革命式方法。 总而言之，它构成了有史以来最令人生畏、最持久、最精心的一次针对整个社会秩序的控诉，是针对这个社会的统治者、支持者、思想家、情愿的与不情愿的工具的，是针对所有将自己生命与这个社会存亡密切挂钩的人的。他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攻击是在它达到物质财富顶峰时发起的，正是那年，格莱斯顿还在一场预算演讲中祝贺自己的国人“财富与权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过去的几年中大家都见证了这一点，都怀着一种轻快乐观的心态与普遍的信心。在这个世界里，马克思成了一名与众脱离的、激烈敌对的人，就像早期的基督徒一样，或者像一名法国的忿激派分子，随时准备大胆拒绝这个世界所存在的和代表的一切，将其理想称为一无所值，将其美德称为恶行，谴责其制度，因为它们是资产阶级的，亦即因为它们属於一个堕落的、暴虐的、不理性的社会，这个社会必须完全地、永久性地摧毁。在一个摧毁了自己对手的时代(采用的是并不因为其高贵和缓慢就显得低效多少的方式)，在一个迫使卡莱尔和叔本华到远古文明或某个理想化的历史时期去寻求解脱，让其主要敌人尼采得病发疯的时代，马克思独自安然无恙、巍然屹立。就像是一名远古的预言家在实施上天赐予他的一项任务一样，基於对未来和谐社会的清晰、坚定的信仰，内心怀着一种平静心态，他见证了自己在各个方面所看到的衰败破落的景象。在他看来，旧世界似乎明显地在他面前崩溃;他比任何人都做得更多，以加速这个崩溃过程，试图缩短结束前最后的阵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