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穿了，就宋朝这个制度，一个读书人想要登上高位，其实并不难，然后几起几落都是常态，就好像宗泽，他三十多岁才科举成功，而且一直干的都是底层官员，然而也有机会当知州，知州虽然只是五品官，然而却是一方大员，很多时候都是朝廷高官担任，能当知州，就有机会入朝！
而那些出身好的，早早的担任尚书侍郎的官员，也经常会因为政治斗争放下去当知州啥的，而且就算失败了，也往往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
在这样轻松压力不大的情况下，北宋的官员，大部分还是有一些政治抱负的，有宋一朝，名臣辈出，不是偶然的。
现在这种情况，大户都去种经济作物了，那么实际上他们对粮食的占有就会减少，那么灾年兼并的能力也会减少许多——灾年农民可不会借什么别的，只要粮食，粮食才是硬通货！
而皇庄的存在和余粮只能卖给皇庄和太子府的规定，则让赵谌可以掌握足够数量多的粮食，在荒年平价卖出抑制粮价，减少兼并的机会。
对这些政策，程振有些想不明白，不过他毕竟是一个想做事而且正直的官员，太子喜欢大撒币，总比喜欢到处搜刮要好得多。
还是那句话，任何人治政和治理地方，和大画家比起来，那都太拟人了！
没有对比，就没有幸福。
等到这一年结束的时候，程振意外的发现，太子撒的那些币，大部分又回来了！
首先就是田赋和皇庄的租金，熙宁五年通过方田均税法，曾经对全国的土地进行过丈量，河北东路、河北西路和河东路的土地加起来接近八千万亩，而河北东西两路则是高达五千六百万亩，这还是四十年前的数字！
现在经过统计，河北西路的总耕地面积就接近了四千万亩，被皇庄直接控制的，不下两千五百万亩。
这些田地的产出有高有低，但是平均下来，一亩地产出一石半是有的，总产量接近四千万石。
所以光是这一波田赋和田租的收入，就有接近八百万石。
通过将余粮贩运去河东路乃至西北各路，赚回来的钱直接在当地收购煤矿和其他产出，贩运回到河北西路和东路，然后从农民手里，把他们卖出余粮的钱，又赚了很多回来……
在这个过程中，当然并不是太子府参与，太子府只控制源头，进货什么的都是各地商贩自己去做，而在进货的过程中，就把税已经交了，随着河东路和两河之间的厘卡全部撤掉，商人的踊跃性相当的高。
毕竟只交一道税了！
而卖出余粮，手里有钱的农民，也愿意花钱购买煤炭农具服装这些生活必需品，用煤炭做饭，可比买柴什么的划算多了！
当太子府掌控了这些生活必需品的出货源头之后，税收，也就哗哗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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