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符筠生等人辛辛苦苦的在图们江等地建设临时商馆的时候，北京出发的缇骑抵达了南直隶。

三月十六日，高攀龙在无锡家中得到了自己即将被捕的消息，便“作字二张”，一为遗表，一为别友人书，然后赴水自杀，其遗表中言道“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君恩未报，愿结来生”。

高攀龙的自杀当然是一幕悲剧，但他当年志得意满追杀政治反对派时又何尝心软过，而且他留下的遗表虽然口口声声说来生要报君恩，但又自比屈原，暗讽天启皇帝昏聩，实在有怨归于上，而自求留名千古的做派，所以，他自杀的消息传回北京后，看到遗表的天启帝很是愤怒，便勒令“追比如故”，继续向高家追索传闻中高攀龙贪污受贿的数千两白银。

而在高攀龙自杀的同时，逮捕周顺昌、黄尊素、李应昇等人的锦衣卫也陆续到位，并随即引发了一连串的“民变”

譬如，苏州城内，得知逮捕周顺昌的旗尉抵达后，士民“咸愤怒，号冤者塞道”；等到旗尉正式对公众宣读逮捕周顺昌的圣旨时，士民“不期而集者数万人，咸执香为周吏部乞命”，诸生秀才文震亨等人还请苏松巡抚毛一鹭“以民情上闻”，公然逼迫毛一鹭对抗北京、对抗天启帝的圣旨，毛一鹭当然不敢答应，此时北京来的旗尉便斥责道“今日事与秀才何与”，围观“百姓”愈发愤怒，便有“市人”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及轿夫周文元等五人带头殴打旗尉，最终“势如山崩”，一旗尉毙命，“余负重伤”

又譬如，在苏州城内发生冲击宣旨官员的当天，苏州城外也出现了“百姓”拦住锦衣卫并抢夺驾贴逮捕某人的公文的情况，最终迫使缇骑不敢再前往黄尊素家宣旨、捕人。

再譬如，常州也发生了数千人冲击府衙，欲攻击“官旗”的事件，只是因为当时的常州知府曾樱再三出面劝解，才让民众散去。

这些“民变”高度显示了东林党在南直隶地区的影响力，以及南直隶士绅对抗阉党“敛收”商税的决心，对此，只是阉党外围成员的毛一鹭十分惊恐，决定调用江南明军实施镇压。

得到了毛一鹭可能调用卫所兵的消息，知道大势已去的周顺昌、黄尊素等人只能自行投案，但毛一鹭仍然不肯善罢甘休，必要苏州当地抓拿杀害缇骑的主谋，苏州士绅见祸事“绵延”便“说服”了颜佩韦等人自行投案。

为了避免官府“穷究”，颜佩韦等五人自行投案后还欲盖弥彰的说道“渠魁、胁从，皆我也，无波及”。

面对地方士绅的压力，苏州府内也有相当官吏表示对五人的“敬意”，在这种情况下，苏州府便顶着毛一鹭的压力匆匆结案，最终，无可奈何的北京只能以“大辟”之罪处置了颜佩韦等人，而放弃了继续追究真正的幕后黑手。

正是因为东林党在南直隶伙同当地士绅操纵对抗，北京方面愈发觉得东林党人面目可憎了，于是对被捕的剩余六人毫不留情，尤其是最先被抓到北京的缪昌期受的拷问最严厉，号称是“五毒备至”。

缪昌期这个人有蒙古血统，本身就很犟，所以在受刑时“词气不挠”，很有些硬骨头，但当时已经进入内阁的冯铨对缪昌期恨之入骨传闻，两人在担任翰林院同事的时候，颇好男风的缪昌期公然在衙署里弓虽暴鸡女干过冯铨就“诬陷当然，也有可能是真的”杨涟当初指控魏忠贤犯下24项罪名的奏疏是缪昌期代笔的。

所以，为了攀附魏忠贤，执掌北镇抚司的许显纯便直接将缪昌期毙于狱中

“世子爷，俞义那边的消息，李应昇被坐脏三千两，周顺昌也被坐赃三千两，周宗建被坐赃一万三千两，而且周宗建还因为早年多次谩骂魏公公一丁不识，根本没资格入司礼监而受到了特别严惩，每天睡觉时都被狱卒以砂囊压背，几不能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