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则，不知从何时起，王绾有了一种感觉--对於自己侍奉的这个秦王，他越来越陌生了。灭楚之后，这种陌生感更加地鲜明起来。就实说，王绾与秦王从来没有过重大歧见，诸般政事之默契也一如既往，但是，这种陌生感却挥之不去。

王绾后来也想明白了:秦王事事图创新，而自己却似乎事事都循着常规与传统。两人之间的那道陌生之感，便是由此而生。辅佐嬴政十几年来，自己似乎没有出过一次令人耳目一新的谋划。与李斯尉缭两位秦王的大谋臣相比，自己确实少了些独具慧眼的长策大略。在预谋政事上，王绾也似乎总跟不上秦王大跨度的步幅，至少是很感吃力。

昌平君叛乱后，嬴政一直没有补上右丞相的人选。灭楚之后，嬴政更是将廷尉府变成了统筹新治的轴心，这让担任左丞相的王绾很不是滋味。李斯的功绩才具，王绾是认同的。就廷尉府的职责权力而言，秦王也没有逾越法度。但是，新朝图治这般重大而涉及全局的谋划，廷尉府难道还能比总揽国事的丞相府更合适么?显然不是。此间之要，人事也。人事之要，政见心界也。

王绾与秦王之间，有着一道双方都明白的心界鸿沟。这道鸿沟，与其说是实际政见不合，毋宁说是所奉信念不同。王绾信奉的是杂家的《吕氏春秋》，而秦王信奉的则是法家的《商君》。这两部治国经典的差异，生发了王绾与秦王之间那道难以弥合的心界鸿沟。两部经典的差异有多大，这道心界鸿沟便有多深。

当年， 王绾是奉吕不韦之命，到太子嬴政身边做太子府丞的。很长时间里，王绾都是吕不韦与少年太子少年秦王之间的沟通桥梁。秦王亲政后，吕不韦被贬到封地。当时吕不韦的门课几乎无一例外的跟着吕不韦离开，但是王绾没有跟吕不韦走，而是选择了留下来辅佐秦王。吕不韦倒了，王绾却并没有因人废言，对《吕氏春秋》所阐发的治世大道，王绾始终是信奉的。即便在秦王面前，王绾也从来没有隐瞒过这一点。对此，秦王心中也是清楚的。不过，秦王从来没有因为王绾信奉由吕不韦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而减弱对王绾的倚重。否则，王绾何以能做十余年的左丞相?直至封赏功臣，直至秦王变成了皇帝，王绾的丞相之职也未见动摇迹象。

久历风霜的王绾看得明白，秦王对自己，一如当年对吕不韦:只要你不将治学信念化作不同政见，不将政见化作事端，永远都不会有事。也就是说，只要他王绾安於现状，不将自己心里的那一套信念搬出来变为政见，他左丞相之位将是无可动摇的。

面对个人的生存与国家的毁灭，王绾没有中怎么犹豫就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大秦王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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