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礼记》写的父死重孝三年，但先秦时守孝三年并不常见，否则孔子和宰予就不会争论守孝三年还是守孝一年了。

后世大儒如孔颖达等，多称守孝三年是从尧舜时开始。不过后世史学家已经证明他们考据的《尧典》和《舜典》是孔子之后的儒家弟子所作，并非真实历史。

殷商出土的甲骨文可以证明殷商“丧期无数”，《春秋》和《左传》中也记载了周王室和诸侯国不通行三年之丧。从这可以看出，先秦时并不流行守孝三年。

从现实出发，殷商周的当权者也不可能在贵族中实行三年之丧。因为《礼记》中三年之丧规定，太子、世子等守孝，不仅是三年披麻戴孝禁酒吃素，还要三年不过问政务，由宰相或者家臣代管。

朱襄读《礼记》读到这一点，差点笑出声。

这不纯扯淡吗？让宰相或家臣摄政三年，继承人怕不是大部分时候夺权都要伴随着鲜血，白白造成社会动荡。

看看那些继位前没及冠的诸侯在亲政后所做的大清洗，前车之鉴就在那呢。

不过朱襄也能理解为何儒家会这么说，因为儒家的治国理念就是君王垂拱而治。

儒家清楚地看到国家的兴旺衰败现在都系於国君一人身上，所以要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必须让国君“大公无私”。

人性之私难以避免，那么不如让士大夫执政，国君“垂拱而治”。这样国家不会因为国君之私而出现问题；而执政的士大夫如果出现问题，国君可以随时换掉他们。

在儒家理想化的这一套治国体系中，国君不需要多贤明，只需要能识人，或者国家制定一套能够识人的选拔体系，就能达到长治久安。

法家其实也有类似的思想，区别只是儒家想用道德来约束君王，法家想用律令来约束君王。

华国古代所有先贤的理想治国理念，基本都是以约束君王权力的方式，来限制君王的私心对国家的破坏。

只是他们理想都不符合现实，或者说，太超前了。所以能被国君接受的法家或儒家，都进行了适应时代的更改。

在如今的经济文化发展阶段，恰恰需要的就是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秦国正是因为比六国更加集权，才能走到如今霸主的位置。

荀子是一个很务实的人。他放眼整个华夏历史，估计也是最现实主义的大儒。

不过“三年之丧”是儒家礼制最基本的准则，荀子也是支持“三年之丧”的。只是支持归支持，现实也重要。

你让秦王去守孝三年不理国政？六国联军怕不是立刻又要重组了。

荀子考虑，是守孝三年但只禁酒肉乐色，政务照常处理；还是干脆按照被他揍了一顿的朱襄的荒谬提议，以日代月守孝三年，宣扬一下孝心就够了。

荀子更改礼制也有理可循。守孝三年是为了宣扬重视孝道，秦昭襄王的遗诏希望秦王柱别守孝，一切以秦国为重。真正的孝子就应该听从长辈的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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