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来二去，杨贵妃眼见自家的皇帝情郎因为一直心猿意马而在棋盘上节节败退，偏巧对手又是皇帝的自家兄弟而非一般的大臣，情急之下，忽然放开怀抱中的康国狷弄乱棋局，使得原本就像悔棋的唐玄宗顿时龙颜大悦，当即推倒棋盘要求重新对弈。当然唐玄宗总体上棋品还是很好的，这从他经常下诏相见的人物就可以窥得一斑。比如当时的高僧一行，从不会下围棋到精通棋道，除了他个人的悟性，唐玄宗明里暗里对他的推动自然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后来南唐着名画家周文炬画出一幅着名的《明皇会棋图》，描摹的就是唐玄宗与这些名流文士的围棋场景。唐玄宗另一件围棋大事，则是延续了之前的南北朝时期便已奠基的棋待诏制度。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述:

在唐玄宗一朝，在翰林待诏中特设“围棋待诏”，“其院在右银台门内。在兴庆宫，院在金明门内。若在西内，院在显福门;若在东都、华清官，皆有待诏之所。其待诏者，有词学、经术、合炼、僧道、卜祝、术艺、书、弈，各别院以待之，日晚而退。”一代国手王积薪，便是在这种“围棋待诏”的优待下成为皇帝近臣，并因高超的棋艺得以不时地与唐玄宗面对面对局。相传着名的“邓艾开蜀式”，就是王积薪后来在安史之乱中，跟随唐玄宗逃亡途中，夜遇一对婆媳对弈而悟得，并最终成就了王积薪在围棋史上的不朽之作《围棋十诀》的横空出世。

对於围棋，唐玄宗另一个重大的贡献，还在於对当时等同於藩国属邦的提携上。公元701年，后来成为一代高僧的日本僧人辩正渡海入唐。因其自幼学棋且棋艺不俗，因而与当时还未登顶的太子李隆基相谈甚欢，两人不仅常常纹枰对坐，而且还经常坐而论道。辨正在大唐的成功，也促使了吉备真备先后两次成为遣唐使团一员来到大唐，最后《唐礼》一百三十卷带到日本，对日本的制度改革和礼仪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和推动作用。吉备真备、辨正等日本访问学者的成功，其中最重要一条，就是他们都是围棋高手，尤其是吉备真备，传说他曾与唐朝围棋名手玄东对局，两人鏖战数十局，互有胜负。后来日本镰仓时期有画家以这个故事为素材绘制了《吉备公人唐图》。738年，新罗(今朝鲜)国王兴光病逝。唐玄宗派出左赞善大夫邢涛为特使，前往新罗吊唁。据《旧唐书?新罗传》记载，为了全方位展示大唐风貌，唐玄宗还特别指定当时盛极一时的围棋国手杨季鹰作为邢涛的副手出访。杨季鹰当然也没有辜负圣意，使出全力横扫了整个新罗棋坛。

自李世民、唐玄宗之后，纵观整个大唐帝国两百年间，虽然也有唐宪宗、唐武宗以及唐宣宗等所谓的元和中兴、会昌中兴和宣宗之治， 但大唐李氏皇族一脉的式微之势已然不可逆转。正所谓国运即棋运，在此后的百多年间，对於围棋而言，便只有“一子镇神头”的故事闪耀着大唐最后的余晖。

据《旧唐书?宣宗本纪》记载，“日本国王子入朝贡方物。王子善棋，帝令侍诏顾师言与之对手。”为什么要专门下诏顾师言出战呢?原来，这位王子棋艺高超，在自己国内已经无人能与之抗衡。来到大唐后，唐宣宗大概有些轻敌，只是随便让一些棋手与日本王子下了几局。谁知日本王子连战连捷，这也才有了顾师言出战之举。恐有负圣恩，经过一番苦思，顾师言决定祭出自己很少使用的杀手鐧，到三十三着时，终於以“一子镇神头”的棋势，直接杀得该王子无以为继，中盘认负而终局。事后，日本王子心有不甘地打探顾师言在大唐的棋份，负责接待的鸿胪寺官员故意戏言，使得日本王子当即仰天长叹道:“小国第一，不及大国第三！”

白居易有诗曰:“山僧对棋坐，局上竹阴清。映竹无人见，时闻下子声。”大唐及其大唐的皇帝们虽然已经远去，但如同伟大的唐诗一样，他们身为一代帝王，有意或无意，有形或无形之间对围棋的这份挚爱，连同他们与他们掩映在历史深处的大唐风华一起，犹如今天依旧响彻在我们耳畔的那一声声敲子，清脆悦耳，久久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