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很多在今天看来完全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文化传统的禁锢甚至是忌讳，男尊女卑更是在现实生活之中大行其事，渗透到了我们的衣食住行、风俗礼仪的方方面面。水印广告测试 水印广告测试这种陈旧、腐朽观念是如何兴起的，肯定是有其历史发展背景和历史必然的。一方面是父系社会体系最终取代了母系社会体系而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形态，另一方面，则是人类发展进程中严酷的生存环境所决定的。无论是猎取、采集食物，还是抵御洪水猛兽亦或是同类的侵袭，男性不管是在力气上还是行动中，表现的都远比女性来得更加可靠、镇定和勇猛。即使到了人类社会相对稳定和成熟的田园耕种时代，远离了颠沛流离的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态，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主流形态，也依然是整个人类的主流共识。围棋的出现，尤其是围棋既不作为行军打仗、定国安邦的国之重器，也非国计民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这种男尊女卑的现象，会不会有所改观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除了宫闱深处与脂粉女红，数千年的岁月还真没有一个真正给予女性与男人平起平坐治国安邦平天下的席位，以至於偶尔在某种背景下冒出一两个巾帼不让须眉的特例，立刻便成为一种传奇，比如花木兰，比如穆桂英，而竞相成为唱本、和戏剧的主角。其实毫不客气地说，这根本就是由男性社会主导的由上而下的一种集体猎奇行为。具体到围棋，当然更不会因此例外。即使贵为圣人之妻，在文献中也照例得尊奉为女皇的富宜氏，《路史·后记》在描述围棋诞生这个神圣时刻，也字里行间无不映射出一种男性社会无处不在的优越感和俯视般的口吻，说什么富宜氏为帝尧陶唐氏生下朱骜一对儿子。兄弟两人十分顽劣，并且常常相互攻讦。后来身负圣人之名的帝尧在悲伤之余，不得不做出了一种名曰围棋的游戏，供朱骜二人嬉戏，以闲其情。

这番话，好不傲慢。兄弟两人不成器，好耍闹，其本性又与身为母亲的富宜氏何干?所谓龙生九子，有的龙啸九天有的甘做泥鳅，莫非到了玉皇大帝那里，还得把龙母抓上天庭当做罪魁祸首问责乎。

可见，连显贵如富宜氏的圣人之妻都只能在男人世界天生矮半头，普天之下其余普通女子，还能怎生作为?或许正因为如此，一些不甘只作生育机器怀揣梦想的女子，以围棋为平台，用自己的聪慧、美貌、柔情与果敢，在一尺棋枰这样的一种利己又利他的“捷径”上展开了一个个如花如画般的神奇之旅。

圣人辈出的时代之后，烽火戏诸侯的褒姒不知道是否可以围棋。但从《论语》《左传》等典籍中对围棋的记述和描绘看，虽然商周鲜有王室围棋事迹活动，但围棋作为王室贵族生活中的风雅之物肯定是不可少的。天生不爱笑的褒姒，能让帝王为博其一笑而不惜拿自己的江山社稷作饵，可见这些俘获男人之心的魅力，除了一半是天生的如花美颜，一半也须得是红袖添香、对坐手谈这样长期养成的软实力。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被定义为红颜祸水的女子，无论是褒姒、妲己，还是杨玉环、高圆圆，抛开世间评说是非，可以完全如此推而论之，虽然真实文献不见她们有围棋事迹片段，但作为女子必修课的深闺技艺和女红，被一代代帝王与权贵把玩着的围棋之於她们又如何少得了呢?

竹下围棋，述说的则是一个已经成功跻身帝王之家，并获得帝王万千宠爱与欢心的女子，在日臻成熟的宫廷政治与宫斗之间，试图以围棋撬动皇家禁忌的一个不成功案例。《西京杂记》说，每到八月四日，汉高祖刘邦便会放下家国天下事，出雕房而专门在北户下与一个女人竹下围棋。为何要如此这般呢?因为这女子会以围棋卜吉凶，“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这个咒语是不是太狠了一些呢?因为胜者当然只能是皇帝一人，所以其他人还是有法子避凶趋吉的。“取丝缕就北斗星求长命，乃免。”只可惜，这种借围棋说事的做法，最终却让这女子以令人扼腕的悲剧成为另一个女人炮制出的“人彘”。骇人听闻的“人彘”啊！这女人便是戚夫人，另一个女人则是吕后。

类似於这样的以皇家宫廷或权贵为背景的围棋活动，其实从一开始便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围棋，更多的是借助围棋实则政治的一种表面看上去不那么血腥的活动。这种后来被归纳为宫廷围棋的特殊存在模式，主角当然是那些一生都不可能再逃出皇家宫闱的女子。所以，尽管在她们手中的棋子时常都会有着或明或暗、这样或那样的阳谋与阴谋气息，甚至还会有难以躲避的血迹斑斑，但围棋本身的美丽和光彩，依然还是给了她们无数的欢喜、沉醉与神游万里般的暂时逃离的思想自由。也正是如此，我们才有幸得以在更多的文字中，画卷里，看到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身影，宛若就在我们对面，拈子凝思，含笑下子。其中很有代表性的画卷，如周文炬的《荷庭弈钓仕女图》描绘的宫廷围棋盛况，三三两两的宫女，随风摇曳的荷花，黑白跃动的棋子，阳光灿烂的色彩，让人恍然如临其境。诗人也不由得为此赞叹不已，如张籍的《美人宫棋》赞美道:

“红烛台前出翠娥，海沙铺局巧相和。趁行移手巡收尽，数数看谁得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