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不会同意这种做法。请告诉楼上的绅士，我说，迪富尔先生从巴黎远道而来，他负责要亲自将信送到，勤杂工在电话里又说了类似的话，然后把话筒给我。一个声音说：请问你是谁？我说，查尔斯．布卢姆，对方又问：你来这儿有什么事？

我不会告诉对方我来自赫斯特报业集团，我感觉如果我这么说，我会被请出门外。所以我说我是法国巴黎公证员迪富尔在纽约市的同事。「那么你们来这里干什么呢？布卢姆先生？」对方问道，听上去它直接来自纽芬兰银行。所以我又说了一遍我们要把一封极为重要的信亲自送到埃里克．米尔海姆先生手中。「这里没有人叫这个名字。」对方说，「但如果你把信留给勤杂工，我保证它会投送到。」

我可不吃这一套，这是个谎言。我甚至可以和「看不见」先生说话。所以我决定吓唬他一下。「请告诉米尔海姆先生」，我说，「这封信是来自於……」

「吉里夫人。」律师说。

「吉里夫人。」我在电话重复了一遍。

「请稍等，」对方说道。过了一会，他又回到电话机前，「乘电梯到三十九层。」

於是我们坐上了电梯。你们有没有上过三十九层楼？没有？哦，那可是一次不错的经历。关在一个笼子里，周围的机器当当响，你慢慢升上天空，它还在摇晃。最后笼子停了下来，我把栅栏推向一边，我们走出来。那儿站着一个人，就是刚才电话里的声音。「我是达吕斯先生，」他说，「跟我来。」

他带我们到一间长长的、分隔开的房间，董事会议桌上镶着银条。很明显，在这里，交易成交，对手被击败，弱者被淘汰，随之而来的则是百万美元。这里很优雅，属於传统的风格，墙上挂着油画，我注意到远端有一幅画，比其它的画挂得要高。一个戴着宽檐帽的人，留着胡须，花边领子，微笑着。「我能看看信吗？」达吕斯说。他盯着我，就像一只眼镜蛇盯着作为午餐的老鼠。是的，我从没有见过眼镜蛇和老鼠，但我想像得到。我向迪富尔点点头。他把信放在他和达吕斯之间的光亮的桌子上。这个人有些奇怪的地方，使我感到有些恐惧。他穿着黑衣服，黑风衣，白衬衫，黑领带。他的脸和衬衫一样白，瘦瘦尖尖的，黑头发，黑色的眼睛闪烁着，一眨也不眨。我说像眼镜蛇吧？眼镜蛇就是像这样。

现在你们听仔细了，因为这非常重要，我想抽支菸，於是我点起了火，这是个错误，糟糕的举动。火柴划着时，达吕斯向我走来，就像刀子出鞘。「这里不允许有明火，」他厉声说道，「请熄灭香菸。」

现在我站在桌子的一边，靠近边门。在我身后有一张半月形的桌子靠着墙，桌上有一只银碗。我走过去掐灭了菸头。在银碗的后面有一个硕大的银盘，一边在桌子上，一边靠在墙上，形成一个角度。当我掐灭菸头时，我瞧了一眼那个像镜子一样光亮的银盘。在房间的另一端，高高地挂在墙上的油画中，那个微笑的人的面庞变了。仍是戴着宽檐帽，但帽子下面的那张脸，即使第一义勇骑兵团的骑士见到，也会被吓得从马上掉下来。

在那帽子下面是一张面具，盖住了面部四分之三的部位，仅仅露出半张歪斜的嘴。在面具后，两只眼睛像螺丝起子一样咄咄逼人。我发出一声惊叫，转过身来指着墙上的画，「那个家伙到底是谁？」我惊叫着说。

「弗朗斯．哈尔斯画的《欢笑的骑士》，」达吕斯说，「恐怕不是原画，原画在伦敦，但这是一张很好的复制品。」

当然那个微笑的家伙还在画中，胡子、花边和所有的一切。但我没有发疯，我知道我看到了什么。无论如何，达吕斯拿到了信。「你们可以相信我，」他说，「在一小时之内，米尔海姆先生将拿到他的信。」他又用法语把同样的话说给迪富尔。律师点点头。如果他感到满意，我就没什么可做的了。我们向门走去。到门口时，达吕斯说，「顺便问一句，布卢姆先生，你是哪家报社的？」声音像刀刃一样锋利。我喃喃地说，「纽约美国人。」之后我们就走了。下电梯到街上，钻进一辆马车，回到百老汇，让法国佬在想去的地方下了车，我就回了报社。这可是一条新闻，对吧？

错了，晚报的编辑抬头看看我，说：「查理，你喝醉了。」

「我怎么啦？我一滴酒也没沾。」我说。我把晚上的经历从头到尾又对他讲了一遍。多好的新闻，你瞧。但他怎么也不信。

「好啦，」他说，「你碰到了一位有信要送的法国律师，你帮他送到了，这很好。但没有幽灵。我刚刚收到了Ｅ．Ｍ．公司总裁的电话，一个叫达吕斯先生的人。他说你今天下午去找了他，亲自把一封信给他。但你晕了头，对着墙上出现的幽灵大呼小叫，他对你送的信表示感谢。但如果你损害他公司的名誉，他会起诉你。顺便告诉你，侦探找出了中央公园的谋杀犯。当场抓住了他。去那儿看看有什么可报导的。」

所以一个字也没见报。但我告诉你们，我没有发疯，我也没醉。我的确看到了墙上的那张脸。喂，你们正和全纽约唯一见到曼哈顿幽灵的人在一起喝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