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来他一直在暗中搜集复社的黑料，预备着致命的一击。温体仁知道皇帝最忌讳的便是“结党”。

皇帝登基初始为了排斥阉党，任用过东林党人之外，后来便疏远了东林。究其原因是他厌恶大臣植党，而不仅仅是“阉党”。铲除魏忠贤集团以后，东林党的问题就渐渐突出，引起了崇祯的注意，他把目光投向那些无党派背景的“孤臣”身上。并且逐渐将东林党人从内阁中枢排斥出去。

排斥了东林党，皇帝也没有重新启用阉党成员，在内阁成员的选择上，他更倾向於选择那些没有明显党派色彩的大臣。周延儒、温体仁入阁，和他们在皇帝眼中“无党”有很大的关系。自然，他们是不是无党，只有天知道。

周延儒要借助东林复社的的力量重回内阁，这是无论如何也要加以阻止的，这不仅仅是权力分配的问题，而是周延儒一旦重回内阁，东林必然要对当初他攻击钱龙锡、袁崇焕的旧事算总帐。

至於今日召对的时候说到的“伐髡”“开埠”，反倒不在他的心上。

现在他最重要的事情，是反击东林和复社。

温体仁针对政敌的攻击十分厉害，和其他政治人物不同，他从来不搞“弹章如雪”的舆论攻势。这对某些皇帝有用，但是对反排斥“结党”的崇祯来说，针对某人的弹劾过多过於集中，只会引起他的怀疑――若不是结党，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来群起而攻之？

温体仁能屹立不倒，有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东林党的手段并不适应皇帝的思维模式。而温体仁则反其道而行之，要排挤一个人，他会耐心的等待机会，等到此人犯了错误，再上去落井下石，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往往能置对方於死地。自从他攻击袁崇焕，扳倒钱龙锡之后，整治对手基本没有失手过。

此所谓“因事图之，使其机自发而发，上不疑也”，有时他会假装宽宏大量，去为一个人说好话，实际上却将此人与皇帝忌讳的事联系起来，使皇帝更加生气，从而加重对此人的处罚。此所谓明救暗害。如果他要推荐一个人，他会暗中指使人去提议，他自己再发表见解。总之，无论他做什么事，都是从暗中出手，从不亲自出头露面。

对付复社，他的思路亦是如此。他虽不出手，但却一直嘱咐其弟暗中主义有无反覆社的人物。去年，陆文声和周之夔对复社的攻击，给了温体仁一个极好的机会。

如果说周之夔此人反对复社是因为过去的政见不同和后来的“失官”，陆文声的攻击就带有地方缙绅争权夺利的成分在内。

陆文声此人亦是太仓本地人，虽无功名，亦是缙绅出身。少年时在外祖父周文潜家，张采与他同学。崇祯九年两人因小事失和。陆文声因此怀恨在心。欲伺机报复张采，便想出了去京师控告复社的主意。

自然，进京控告这么大一件事，对是对付名声如日中天的“复社”，陆文声这样的“白身”是不敢擅作主张的。自然，他的身后有“大人物”撑腰。

这位大人物并不是温体仁。而是太仓望族王时敏。这位王老爷是前内阁首辅王锡爵的后人，与温体仁有“两世通家之谊”，深受温体仁倚重，恩礼较其他亲信尤厚。

当时太仓望族是万历时官至刑部侍郎的王世贞家族和万历时官至内阁首辅的王锡爵家族，张溥倡立复社之后，门墙炽盛，许多望族子弟皆贽居门下。王时敏由此蓄怨於复社，陆文声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找上门去，告以入京之意。

王时敏说：“相君复社，参之正当其机，但相君严重，不轻见人，耳主局者惟德清为政，宜就商之。”陆文声即按照其嘱咐入京拜访了蔡奕琛，呈进疏稿。

温体仁看了蔡奕琛送来的疏稿，认为张采无足轻重，便指示陆文声将攻击目标转为张溥。，并且从“借端筹饷，历陈奸弊”的角度攻讦张溥。

但是这个机会被复社的影响力给抵销了。负责调查此案的提学御史倪元珙，继任的亓玮、张凤翮要么回护复社，要么拖延案子。期间复社又通过社员的关系，通过给予“善地员缺”的法子，将陆文声调往湖南永州府任吏目。温的亲信蔡奕琛引诱他再次上书的意图完全破产了。

温体仁没有灰心，因为他手里还有一张牌，那就是第一个出来反覆社的周之夔。为此他专门派遣党羽蔡奕琛去福州，说服其再次上书。

根据书信，周之夔已经在上京的路上，不日即可抵达京师。

这是他的第一招，第二招就是对付钱谦益。铲除这位东林的首脑人物。双管齐下，钱、张二人是东林和复社的首脑，二者不可避免的存在许多交往，其中必然也包括对朝廷的议论和一些政治操作。而且据他获得的消息，周延儒意图复起，钱谦益亦是操盘者之一。

如果能把这三个人连到一起，“结党乱政”的帽子戴得结结实实。一旦兴起大狱，即使能逃出性命在政治上也再无前途可言。

温体仁的盘算十分之精明，而且前前后后他自己都无参与的身影。皇帝是决计想不到此案背后的花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