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商人也不见得就比在朝文臣们更有见识，无非现在身份稍异、更敢说话罢了。

他还没说跟漕河有关的事。�6�9�6�9王珣低头看着地毯，继续说道：“草民等人是这样想的，於是便大胆谋划。思来想去，都与漕河有关。幸赖陛下圣君亲理财计，草民等才敢想这些，陛下容草民详禀。”

“好。敢想漕河，朕又高看了你们一眼。赐座，慢慢说。”

王珣激动不已，知道赌对了，立刻磕头谢恩。

忐忑地坐下来之后，他才理了理思绪，斟酌着说道：“草民先从边饷说起。陛下，如今九边饷银比之嘉靖初年，涨逾五倍。其中固因募兵大增，草民等人多在边镇往来，窃以为开中法之废才是主因。”

朱常洛并没开口打断，要给人充分阐述的机会。

不过他说出五倍这个数字，颇为准确。弘治、正统年间，边饷只有四十万两左右；嘉靖初年，也只有六十万两左右。

渐渐涨到现在的三百多万两，其中除了募兵比例越来越高，还有一条经济线索。

那便是弘治年间开中法转为折色法。

“若依开中法，商人解运粮草至边镇报中，得了仓钞；换了盐引，再到盐场守支；支了实盐，才可市易。过去，盐政是与边镇军务有关的。边镇既能多有粮食运抵，便可多给俸粮、少给饷银；如今则大为不同。草民等既因山海关之事蒙陛下召见，便举辽东为例。”

“弘治年间，辽东还是本色折色兼收；正德初年，便完全改了折色。”王珣咬了咬牙，还是下定决心说出实情，“弘治年间，辽东一石粮大约是三到五钱银子；到正德年间，就要至少一两银子才买得到；如今，则要二两多银子了。嘉靖三十七年、三十八年辽境大水，米价更是涨到了七八两银子一石！”

“陛下明鉴：如今诸镇之中，只有延绥改回本色开中，其余诸镇或本折兼有，或尽是折色。边镇军民既众，粮食运抵益少；粮价渐高，边卒饷银既时常欠给、再经盘剥、更难买足口粮，这才时有哗变。而边防之重，朝廷则不得不渐渐加响。草民等窃以为，只怕再有十年二十年，边饷还要倍之。”

朱常洛听完不由得点了点头，经常往北边跑的晋商，在这个问题上看得确实非常准。

明末边防形势恶化之后，确实边饷很快飙升到了千万两左右的级别。

王珣看到皇帝点头，得到了鼓励，继续大着胆子说道：“而如今边镇既已大多折色，这盐引也就成了关键。国初时，只允商民行商报中。陛下曾提到内商，草民便说说占窝霸引。”

“这源头还在成祖时，允了大小官员军民人等皆中，不拘次支给。如此一来，勳戚、内臣、文武臣等，无论是倚势占窝，先包了些边镇仓场所需额粮额草；还是直接向圣上奏讨，所得盐引往往巨万。草民等普通盐商，则有不许过三钱引之限。折色之后，占窝霸引愈演愈烈，这才渐渐有了内商之说。”

“内商既成气候，财计又愈发艰难，再加上可折色纳银得盐引，於是又有内商择期大买盐引。财计尤为艰难时，大发盐引，诸盐场却不见得能尽支。草民等边商还只是将所得仓钞或盐引大部分都卖与内商了事，那些专做市易的水商，往往要一等数年才能支得实盐。甚至，盐场还内外勾结，有盐不予官盐，反倒卖作私盐中饱私囊，却算做已支官盐。种种乱象，不一而足。”

朱常洛这才开了口：“你看到朕也召勳戚一同入昌明号，便想着兴许朕要集中勳戚手中的盐引。而盐法诸道，又以淮、浙为重。”

“陛下圣明，草民叹服！”王珣十分谨慎地说道，“草民再说说漕粮。漕河说是每年只能运粮四百万余石，然如今舟楫常常阻塞，哪里尽是漕船？南北货船，每年运盐的有，运粮的有，布帛、药材……草民斗胆直言，十二万漕军每年运送漕粮的船里，都不知夹带了多少其他货物。”

“……你倒是敢说。”

“草民自然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王珣又离开了软凳磕头，“故而，草民等人窃以为诸多关键都在漕河上。陛下，如今也不比国初了。国初时，浙江一省、苏松常三府便纳举国一成田赋，故有苏松熟天下足之语。如今却已是湖广熟天下足，然兑运仍赖漕河。”

“陛下用草民等人打理昌明号，自是为财计着想。以草民等人浅见，朝廷财计要害，近处在漕河，远处在江南。如今，自是先从漕河入手，方可稍稍理顺。”

朱常洛笑了起来。

最主要的原因自然是那一天操江提督襄城伯和漕运总兵官新建伯也在，不然他们哪里敢想漕河，哪里能说出这一篇“窃以为”？

但与聪明商人之间琢磨着如何求财，确实也很流畅。

“说得有理有据，要害确在这两处。”朱常洛让他起身，“但你们拿出来的方略太大胆了，又不够不够大胆。”

王珣愕然看着他。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