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到步队相继赶至，再马步协同杀入城中，而城中其余的乱军才反应过来，发现自己成为了瓮中之鳖，却是已经晚之异常。

以至于，许多四散开来的乱兵，甚至还没来得及闻讯聚集起来顽抗，就被都在了城坊民家之中，各自为战的做了俘虏，或是在负隅顽抗中被枭首示众。

这也再次证明的一句话，正所谓：没有理念和追求，也没有中长远目标和规划的武装力量，哪怕装备再精良，训练再有素，也不过时一群朝起暮散的乌合之众而已。

然而，仅仅是一天时光的动乱，他们在太平州所造成的破坏与伤害，就已然远远超过当地十多年的财赋所入，而且当地的官私储积，也被一扫而空或是付之一炬，作为产粮区的农事尽废，只留下大批缺衣少食无所着落，而需要朝廷赈济的当地百姓。

尽管如此，之前还是有少部分的乱兵，已经从西向和北向的逃亡外州。因此，来自前军的马队正在追击和搜索当中。

作为事情的另一面，则是中军统制兼前沿都指挥种师道，突然出手以临阵脱逃、疏于职守什么的罪名，就地逮捕和拿下了，当地的刺史，巡道官在内的一众官吏将属，留待朝廷的后续处置。

而来自江宁方面的后续指示，并没有令我们自此收兵回归，而是难得严词训令：“除恶务尽，以儆效尤”“着御营诸军就近清捡地方，勿使残党流毒地方”“协有司差遣，追拿地方一应干系人等”“敢有抗命推诿者，以军法论不得有怠……”

故而，从这些严厉异常的训令当中，哪怕是身在外州，暂时置身大多数事外的我，也可以有所感觉到，明显有一场规模不小的政治风暴，正在江宁的朝堂生成当中。

然后，接下来几天内发生的事情，既在我的意料中，却又很快脱出我的预期。

大本营内的监军御史覃定基，突然公然上表弹劾，自户部侍郎朱世光、东南水陆发运大使吴友亮，水军统制岑光以下十数人，结党营私并贪渎舞弊败坏国政等诸多不法勾当，请以通敌叛国论之。

这无疑像是一个丢进油锅里的大冰块一般，顿然掀起泼天的非议和轩然大波。

而这些人，多是与北人党有关或是关系匪浅的官员要属，比如，朱世光乃是北人党大老之一女婿，吴友亮则是前三司使，申县公李崇的首席门生。

随着令人发指的罪状与证据，给高效率的挖掘和出首出来，又一桩桩落实到具体人头上。却是很难想像，曾经锐意进取而一力推动光复中原的北人党，却是在江南之地已经堕落腐化，到了如斯地步了。

监国显然是在初步的考虑之后，断然利用了这个契机，变成对北伐失利后，事实上受损最少而获益最大的北人党，发起新一轮的打击和抑制举措。毕竟，其中的好些早有预谋的罪名，可不像是新近才搜罗出来的，甚至可以上溯到北伐前的准备期间了。

我可以想像得到在暗地里，已经有无数人奔走起来上下运作起来，想要借这个势，来实现自己的私欲和诉求。

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同样与北人党关系匪浅的东南行司宁总管，我那位在前沿主持战事的便宜姐夫，却难得的保持了某种静默和失声。

他既没有主动上表附和支持监国的行举，也没有急于回到后方请求觐见，试图挽回或是做些什么。甚至在监国方面，对此也是包衣无动于衷的态度，更没有下诏安抚或是宽慰，这位掌握前沿的方镇重臣。

其中的诡异与压抑之处，哪怕我是通过谢明弦的渠道间接获知，也依旧更够感受到的。

只是无论是第五平，还是陆务观，都不在我身边，没发给我提供足够分量的判断和建议。我也身在盘外，无力参与或是插手些什么。

或者，这也是某些人的预期之一？身在军中有些无所事事的我，甚至会作如是想法道。

好在拟定派往北地参习的五百人，已经大多数差遣至我的麾下，暂编做一个大团，算是某种预先的熟悉和磨合。这样我在军中的日常，才不至于过于单调和乏味。

然后，我一边拿着朝廷给的鸡毛当令箭，想着法子折腾和调教这些特选之士，间杂讲授一些或其战术基础和基本原理来吊胃口，好从中发掘个别诸如姚平仲那样的可造之才，或是值得拉拢和投资的对象苗子也好。

另一边，则慢慢等待着江宁方面的尘埃落定，然后做一个“谁在党中央就坚决拥护谁”的好同志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