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劳役营编管下的人口，固然是要转移到其他地方继续干活，他们也要继续奔走在各条道路之上，往来于各大建设工地和矿山工场之间，进行物资和人员的协理调配。

就算是已经安定下来的那些官营庄户，也要参加至少为期一个月到数个月集训。也只有各处工读作坊和童子营里的孩童们，可以享受一段不用干活，而纯粹修业的轻松假期。

因此到了传统农闲时节，作为基层的管事人员，他们反而要比普通人更加忙碌的多。因为相比之前，已经可以按部就班走上正轨的日常，冬天则是各种大工程和重要项目，需要铺开和赶工的季节。

从而令他们所要负责的事情，涉及的方方面面也是更加的琐碎异常的。

毕竟，淮东的治下依旧残留着大量军管色彩和传统，比如，除了官方背景下建立的或是经过特别允许的，诸如婆罗洲会馆、夷洲商团等范畴之外，严禁各种明目和行事的结社。

无论是地方乡村自保自卫性质的弓箭社、土团、义勇、乡兵，或是城邑里的武馆、镖行、义从社、乃至诸如传统的各色行会，寺观团体显然都在此列。

特别是在城邑当中，一切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职能和细节，都被严丝合缝的镶嵌在自上而下的政权机器里，而不折不扣的得以执行和贯彻。

而他们则是这个政权机器里成组成套的零件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现任的莱州团练使姚仲平，或是虞侯长薛仁辅，都算是他的前辈和学长。而一度在帅司里效力的营田大使虞允文，更是他曾经的崇拜对象和传说之一。

虽然这里的条件尤为艰苦而环境恶劣，空有相应的职级，却缺乏相应的待遇和享受，而且不乏危险。这显然是被别人视为形同流放的畏途，但是对于他们这些寒门出身的学子来说，却是某种为之不易的机遇与前程。

那是有别于广府纸醉金迷与积郁沉闷的全新观感与眼界，以及那种踏踏实实做事的隐隐成就感。

至少以他们在京大结业出来的资历和出身，在广府想要谋生乃至过得好一些，并不算是太大的问题，无论是从商还是砖头海外藩，都有人愿意厚币结纳，事实上，不乏有人在就学期间，就慷慨的扶助过某些身家贫寒的学子。

但是如果他们想要进入仕途，乃至从庞大而繁杂的官僚体系中更进一步，就比较困难，甚至不是一般的困难了。

至少那些把持了上层的显贵门宦，固然乐得看见衡多得力能干的手下与官吏，但不意味着他们就愿意看到一个，没有什么背景卑微出身的人，在朝堂上与他们平起平坐，或是轻而易举的介入到，他们直接或者间接所把持的上层圈子里来。

因此，在日常按部就班的统治秩序下，除非格外能够放下身段和脸面，去营钻和投献在某个势力的门下，依靠长久出力卖命获得对方赏给的一点资源和提携，这种出位的概率几乎晓得微乎其微。

毕竟，除了极个别几个实在特别出类拔萃，而被代表最高统治者的幕府，直接青眼看中和拔举起来，当作示范性的读书种子榜样，来额外培养和扶持的寒门幸运儿外。

其他绝大多数寒门庶族的子弟，还是需要为兼顾基本的衣食学业奔波劳心，而无法再牵扯其他方面有过多的表现和际遇。经过了上百年的经营和维系，已经逐渐稳固下来，关于出身和门第的代差，可不是那么容易打破的。

也只有在军功方面的开拓，能够为他们谋得一条突破的捷径。相比科考、出藩、入幕，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传统选择，就像历史上投笔从戎的李杜高王那些，大名鼎鼎的时代风流人物一般，走上那条“功名只向马上取”的路子。

但是同样的，军队中也不乏门第和世家，所构成的大小山头之类的传统势力，有自己的厉害取舍和立场得失，也没有理由白白让这些没有跟脚的人进来，分走应有的资源和功劳。

因此，这条路子在南朝大梁走的也不算特别容易，也只有参加对外的征拓，才能获得种种破格任用和少有的机遇和转变。

但是自从国朝与西夏在南部膳洲（非洲大陆）相争以来，朝廷就逐渐将视野和关注逐渐转而向内。

相比海外过于遥远而陌生的蛮荒之地，土地广阔而富饶，人口稠密而物产颇丰的大陆中土和华夏名分，才是这些上位者更加值得投入和关心的事情。

因此，已经整整一代人都没有对外大规模的征拓行动，而是有各种背景的武装征拓团，在既有的基础上零敲碎打而已。

而受聘到那些海外岛藩的地盘上去，镇压那些土人和藩奴，参加捕奴和莽林开发，却又是对他们学了一肚子知识和抱负，被大材小用，令人缺乏成就感的事情。

但是，现在显然多了一个选择和前景的可能性，

于是，当淮东开镇的消息确立下来之后，就自然有不少人开始动心和观望，但是最后在各种困难和意外因素面前，能够付诸行动的实践派，也仅有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翟汝文便是其中之一，所以他获得了国朝补偿性赋予的仕途出身，还有其他一些东西。

正所谓是“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复关山五十州”的憧憬和梦想，在这里似乎有了努力实现的方向和可能性。

虽然不敢奢望能够上凌烟阁，成为为数不多的具名画像之一，但是能够追随一个可能上凌烟阁的人物，从而在流传后世的生平事迹里，留下自己的名字，也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