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在新占据的地方上，则沦为这些高层人等通过弟子门人亲属等裙带关系所延伸而出，大大小小实力派分据一方的势力范围；然后又按照入教和投附的先后资序，在他们之中分为新部、老众等不同的批次和亲疏远近的派系。

而最外围的无疑是那些，来自较远地方投献而只要献纳一笔钱粮，就得以挂上圣教旗号行事的中小势力了。

因此俨然看来，圣教的大业已经遍及两浙、江东、江西等五、六十州之地，应者如云而形势一片大好，甚至还要搞过当年圣教祖亲自起兵时的局面了。

虽然时时有大梁官军的多面围追堵截，和屡败屡战之绩，但是架不住地方上天灾人祸乃至繁重盘剥造成的流民不止，圣教就总有足够的土壤和机会，在官军转移后的薄弱之地重图复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初代教祖所留下的教众组织和耕战屯守的传统，才是他们亦是得以迅速做大的立身之基；而之前各路官军出于保全实力和养寇自重的各种考量，则给了他们各个击破和转进腾挪的余地和空间。

但是这种立身之基，在走出了贫瘠艰苦的闽地内陆山区之后，却是随着各位教中高层的奢靡无度，和各种私下授受滥封官职与地盘的行为，而正在消融和瓦解当中。

而他们索要面对的官军，却是在逐渐的淘汰残弱之后，变得更加难缠和坚韧起来；尤其是北方安定而朝廷得以抽出手来，让那些北地撕杀出来的北伐健儿，加入到地方的平叛力量当中去之后，实际上圣教缩阳面临的局面和前景，就更加的严峻了。

虽然，钱瑞方对此隐隐有所察觉和忧虑，然而这一切就不是他这位负责刺察敌讯，而在江南活动日久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和作用的资深捕风使者，能够直言和干预得了的结果了。

尽管如此，他也得以知道许多与圣教高层相关的决定内情和大小事件的秘要。

比如，前来江宁迎亲的这位长期名声外在的淮帅，虽然领下的地盘与圣教的活动范围相去甚远；但是因为其赫赫战绩和身为南朝大梁最能打和善战的行伍序列，却始终一直在圣教高层的重点关注范围之内。

因此，长时间下来也没少直接或是间接的打过交道，比如在早年，他们就派人以投奔者和外来流民的身份，北上进入淮东的境内，试图在北方南国眼线和监控相对薄弱的地区，也能够有所作为和发展。

只可惜陆续过去的人等，都像是石沉大海一般的就此消失，而再也没有了任何的音讯和消息。

后来又在闽地出亡的移民当中，分批安排下来长期潜伏的人手，以求搞清楚圣教先驱在北地发生的事情，乃至寻找打破外部僵局的契机和缘由；然而，这一次他们就更加干脆利落的，在淮镇初成规模的监控和防范体系，以及相应的情治人员手中踢上铁板。

包括几位传道法师和一位资深捕风使、护法在内的数百人，被瓜蔓抄一般的连根拔起，而相继明典正刑的吊死或是悬首在，专门用来收容流民的检疫营和外来移民所登岸的港口外。而余下没有被身边人等当作可疑目标而纠举出来，也没有出现在尸体当中的极少数漏网之鱼，也彻底就此失去了联系。

由此，圣教高层们也再次确认了北地并不是什么疾苦思变的传播圣道乐土，而是圣教大业潜在的魔障和诸多恶业之一，而身为淮镇之主则无疑是其中的恶业之首。

当初也不是没有考虑过报复和震慑的手段，只可惜在对方经营如铁桶一般的局面下，派过去的死士和刺客，基本也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费了老大气力潜入淮镇境内之后，甚至连打听和刺探目标的行踪都没来及得及开始做，就已经莫名其妙的的暴露了行迹。

最后只有几个躲在边界地带待机和接应的教众，得以侥幸逃了回来；他们也带回来了圣教高层当中的一个疑惑和担忧，他们怀疑似乎有当初派去的某位高级教众，已经受对方所诱而背叛圣教之誓，反过来为虎作伥的残害起同袍来。

现在，这位淮帅居然离开了他防备严密的治下，而来到这江宁城里迎亲了。保不准会让人生出什么样的额想法来。

为了布置和经营这处获得消息的关键据点，圣教可是投入代价颇大，他也是用了多年时间来完善这个，连同家人僮仆在内被中途全体顶替掉包的广府人身份和底细，才有了现今这么多重的身份掩护。

如果仅仅是因为教中的争端，而被平白消耗在这个对圣教大业近况，毫无改善的重大目标身上，那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和不负责任。

虽然对方在教中的地位更在自己之上，但是处于圣教大业的长远大局考虑，他还是拥有更多便宜行事的权限，可以压制对方的轻举妄动。

然而直到天黑之后，随“表侄儿”一起外出，号称去打探消息的那几个人却一直没有回来，这不由在他心中蒙上了一层颇为浓重的阴影和忧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