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升到了半空，照在人身上暖洋洋的。然而这暖意却还不足以融化地上的冰雪，冰上加水，路更加湿滑。

徐平和徐昌等几个庄里的重要人物站在庄门口，看着远处慢慢驶过来的一辆牛车，都是满脸期待待。

这是县主簿郭咨帮着庄里介绍来的第一批会种水稻的南方人，有了这些人，庄里整好的田地转过年来就可以种水稻了。

这个时代，南方的普通人到北方来的极少，大多都是做生意的商贾或是游宦的士大夫，找个会种水稻的还真不容易。这是因为此时北方经济不发达，相比南方来说物产也不丰富，当然最重要的是水土不服。还有一个原因，水稻种植技术成熟的地方只有两浙、江南和西川，两广和荆湖都还没开发，很多地方仍处于刀耕火种的阶段。开发成熟的地方又都富庶，人民不愿离乡。

牛车到了跟前，先从车上下来的是一对中年夫妇，带着两个孩子，一个有十二三岁，一个只有三四岁。再然后是一对年轻夫妻，都是二十多岁。

徐平迎上前来，自我介绍：“在下徐平，是这处田庄的小主人。几位旅途劳顿，庄里已经备下了薄酒，为诸位洗尘。”

先下来的中年男人上来行个礼：“小的宋老栓，原是兴国军人氏，因是年轻时家乡遭了灾，流落到荆湖一带讨生活。前两年朝廷招人在唐州垦田，我便去那里应募。那里营田务废了，便流落到开封府来。”

指着身边的妇人和孩子道：“这是我的浑家，那两个是犬子，大的十三岁了，取名叫大树，小的只有三岁，叫小树。”

徐平忙道欢迎。

后下来的年轻夫妇上来，道：“小的田四海，两浙路常州人，世代务农。到了我这一代，家里田不够种了，我也想四处看看，随了一个官人来到京城。三年前那个官人一病不起，我没了倚靠，便流落在京城。这一个是我浑家，原是那个官人家的女使，官人没了之后，我们便过在一起。”

徐平照旧欢迎，对两人道：“你们都是有家室的，与其他庄客住在一起多有不便，庄里新起了几座宅院，专门安顿你们这些人。这一位是庄上的管庄徐昌，让他带你们去看看，若还满意，诸位便先安顿下来。”

两人向徐昌见个礼，随着他去看住处。他们的行礼，自然有其他庄客给他们搬过去。

看着徐昌带着人绕到庄后去，徐平也带着其他人回了庄院里面，等着给他们接风。

这便是一个村子兴起的过程。最开始大户贪图朝廷的优惠政策，花钱作本来开垦荒地，招的都是无牵无挂工期可长可短的人，住的也不讲究，都是在一起马马虎虎住下来。庄子有了起色，便就要做长久打算，招一些长期的雇工，帮他们把家安在这里。再过十年八年，荒地都成了熟地，招雇工来干活就不经济了，便就把地租佃出去，主人只是收租。

按宋时的政策，雇工和佃户都是客户，赋税都是主人负担。

时间过得再长，很少有地主能保几代富贵，地便开始一点点典卖，有的客户慢慢成了主户，村落便就正式形成了。

这两户人家虽然也是徐家的雇工，因为都懂种水稻，算是技术人才，徐家给的待遇也优厚，甚至给他们起了新家。随着他们的到来，徐平的这处庄院也正式有了自己的名字——徐家庄。不再与那些散落的农家那样，叫起来都是槐树下的李家，河东头的赵家这样没个准数的名字。

这个时代大家族聚居的乡村宗族社会非常罕见，与徐平前世的乡村组织倒是差不多，在开发成熟的地方，都是各户杂居。由于村落规模都小，没有村一级的基层组织，上面是乡、管，协助官府管理的是里正、乡书手和耆长，繁华的乡、管升级为镇，派有管理官员。

由于宗族社会没成形，地主和自耕农甚至佃户的身份变化剧烈，此的乡村与后来的明清时期有很大不同，好的说法叫有活力，不好的说法叫不稳定。这一代是地主，下一代就可能给人当雇工，富不过三代的状况很普遍。比如这处庄子叫徐家庄，过上一百年庄里可能一户姓徐的都没有了。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朝廷政策是最大的推手。

徐平前世从课本上学来，宋朝的统治阶级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士大夫是大地主和普通地主，皇室是最大的地主，一切政策都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现在他来到这个时代自己成了地主，对这个说法只能苦笑着摇摇头。

宋朝对乡村的官方政策，从赋税到差役，全部是以打击乡村大户为目标的，而且没有理由，就是赤裸裸地全方位打击。能够在乡村保持百十年富贵的，都不是寻常人，不是普通人家。历史学家谈到这里，都会打个补丁，朝廷政策的本意是如何，但实际施行时地主阶级都会把负担转嫁给下层农民，更进一步地拉大农村的贫富分化。徐平只能说这些人都把士大夫看成神经病吗？为了维护那个臆想出来的地主阶级，却要搞出一堆打击地主阶级的法律条文。

实际上宋朝是惟一不抑制土地兼并的朝代，但土地兼并程度也是历代最轻的。因为朝廷不抑制兼并，但打击兼并成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