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谢恩，神色有些尴尬。这个度很不好拿捏，随便了让皇上觉得不守礼仪，过于拘束了又让他觉得生分，这种应对真不是徐平擅长的。

好在赵祯知道徐平的脾性，也不强求，问道：“下午谈论政事，吕相公说起了三司公吏的事情，说是你太过独断，不许其他人插手。吕相公的意思，你这样恐落人话柄。”

“确有此事。先前三司的公吏勾结舞弊，牵连到了许多朝中权贵大臣，不过一是没有实据，再一个涉及太广，最后便不了了之。为了此事，判盐铁勾院的郑戬还跟我闹了不少日子的脾气，实在追查不下去才算了。这次公吏分配衙门，我怕重蹈覆辙，便以兵案按照各公吏学习时的表现为根据，直接分下去了，没让别人插手。至于落人话柄，其实这事情只要我做，怎么处置都是会让人说的，毕竟公吏里还有不少官员子弟。”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徐平怕各司官员在培训的时候就各自拉拢，把跟自己有关系和听自己话的拉入自己衙门，培育根基。尤其是开拆司的吕公绰几乎不掩饰这一点，徐平便干脆由兵案统一分派，把关系近的人特意打散，那个陈正平更是被发派到了城外场务去。

这些细节赵祯自然不知道，也不可能让他知道，有的事情能说，有的事情不能说，官员心里都是有数的，不然自己会招来无穷烦恼。如果让赵祯知道了下面官员如此明目张胆地拉帮结派，必然会兴起风浪，而徐平手里又没有证据，到时候自己尴尬。

听了徐平的话，赵祯道：“你如此说，我心里就有数，此事你尽管去做，不用管别人说什么。寇瑊已经年老，三司的事情你多管一些，要勇于任事，不要有顾虑！”

徐平实在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只好道：“臣一定用心！”

“三司交到你的手里，我也放心。从上月驱逐了舞弊的公吏，这个月京城场务收入多了三十多万贯。每月三十万贯，一年就近四百万贯，朝廷岁入才多少？触目惊心！”

这件事情赵祯在朝堂上没有说，也没有责问大臣，但并不代表他心里不在意。这个时候说起来，犹自愤愤不平，声音都高了起来。

其实真要抓得严，每个月能够多出五十多万贯来。不过物极必反，徐平有意放宽松了些。免得让下面人不满，给他们填补以前亏空的机会，也给后面上涨留下了空间。

一年这么多钱，当然不都是被官吏贪污了，更多的是白白浪费掉了。每贪污一贯，就会造成十贯的损失，京城多少官员向这里面伸手，一年几百万贯就跟玩一样就不见了。

这些事情徐平更加不能说，只好默不作声。

赵祯道：“以后京城里的场务，你看紧一点，还有那些新开的场务，万万不可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三司这里多收一分，便会向民间少收一分，少收这一分不知就救活了多少人的身家性命。这不是小事，你务必用心！”

“臣领命。不过——在京场务，还是由库务司看着，关键还是要看他们。”

赵祯摇头：“库务司监察在京场务，结果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他们一无所知。平常就是奏报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场务里的事务他们如何懂得？三司多管一些！”

此时提举在京诸司库务的是郑向，徐平对他最深的印象就是有个外甥周敦颐，小小年纪竟然《爱莲说》就写了出来，徐平前世还背过的。周敦颐八岁父亲去世，从那之后就是跟着郑向生活，此时也在京城里。

还有一点让徐平很惊异，原来周敦颐的母亲是改嫁过的，他们两兄弟是同母异父，兄弟两人的姓还不相同，一起被郑向养大。寡妇改嫁在这个年并不稀奇，像范仲淹还会给本家族改嫁的寡妇嫁妆，并不会岐视。徐平奇怪的是周敦颐是二程的授业恩师，而对后世影响很大的那句“饿死事极失节事极大”，偏偏是二程中的程颐说的。这样说让自己的恩师脸向哪里搁？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周敦颐在后世的名声太大，徐平对郑向也一直礼貌有加。对这些名人，徐平是能不得罪尽量不得罪，读书人的嘴，一不小心自己就会成了恶人，何必惹那麻烦？

赵祯话里有些让三司夺库务司权的意思，徐平不好发挥，只是嘴里答应。本来是库务司分三司权，现在又反过来，谁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反复？

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是赵家的祖宗家法，机构叠床架屋，就是为了方便这种时候随时调配官员职责。徐平到底是臣，没必要自己凑上去迎合这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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