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祯也觉得气氛有些不对，站起身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夜色，缓缓地道：“先帝迎天书，东封西祀，铺张有些过了。天圣十年，事事都因循前朝先例，积弊已深，现在是不改不行了。如今朝廷年年亏空，上上下下又粉饰太平，这样下去，如何是个了局？自我亲政以来，屡次三番下诏广开言路，无论士人布衣，只要所言有利于时政者，都不吝惜赏赐。可只有李淑等了了数人，忠心王事，上了改革时政的奏章。唉——”

徐平站在身后，也不知道该怎么接口。这个年代说改革，实在是要去过刀山火海，徐平还真没那个决心踏进去，就连能够全身而退都一点把握都没有。

其实不管什么时候，大的政策改动都是惊天动地，要冒无数风险。

因为这杆旗一旦立起来，就只能进不能退，退了就无葬身之地。改革与反改革的，斗得你死我活，就是因为牵扯太多。

赵祯自登基以来，太后垂帘听政十年，虽然不表露出来，实际上憋了一肚子怨气。这也是为什么一亲政就把宰执全部换掉，一定要废掉皇后，就是要把这股气发泄出来。

出了气之后就是朝政，太后的政策要废掉，立起自己的权威。从去年开始，几次三番下诏要臣民上治世良方，一次比一次恳切。

可下诏有什么用？真以为高人在民间哪！系统性的改革必须君臣一心，有莫大的勇气才能推行下去。现在他根本就不相信原来的官僚系统，怎么能够有实际性的效果呢。

实事求是地讲，吕夷简并不反对改革，他一向并不跟皇上唱反调。可现在朝政局面就是他当政多年出来的结果，他哪里知道该怎么改？能改的早就改了。

吕夷简不在乎政策，他在乎的是实权，只要不动到他的实权，怎么改都行。

可改革就免不了利益的再分配，怎么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不动吕夷简的实权，哪里去找人帮自己做事。这是个死结，不斗个你死我活解不开的。

徐平举目四望，上没有宰相支持自己，下没有自己的根基团队，拿什么斗吕夷简？他还没天真到以为有了皇上的支持就可以，皇权没那么强大不说，这位皇帝也没那么坚强的意志，遇到了困难，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打退堂鼓。

范仲淹敢跟吕夷简死磕，那是有王曾的支持，有一大帮中下层官员拥戴，不然一道敕命就把他踢到不知道哪个边远州军去了，哪里还容得他在京城发声。

徐平相信范仲淹一众人等不是王曾指使的，但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有王曾支持的。王曾不是吕夷简，他不会私植党羽，更不会搞小帮派的串连。王曾是真正的政治家，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也会扶持支持自己政治主张的人，虽然私下里他可能跟这些人话都没有说过。

王曾之后，范仲淹以下，再也没有人有如此的能力，如此的胸襟，如此的担当。徐平的历史再不好，也知道庆历新政，知道君子党与小人党，知道范仲淹和吕夷简斗争得你死活。更知道此后的王安石变法，新党和旧党的斗争甚至赌上了天下的命运。

如此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大潮，一浪一浪汹涌不灭，绝不是因为一个人的意志，更不是一群人的异想天开，而是历史的必然。

往深了说，从太宗时代统一全国，又经历对契丹和交趾以及后来的对党项的几次战败，整个国家就进了休养生息的状态。说是儒家独尊，实际上是用的黄老之术，政策大的方向是清静无为，与民休息。

前朝宰相吕端的那句“利不百，不变法”，正是这种情况的写照。

到了真宗后期，这种政策倾向越来越无法维持，刘太后垂帘听政的时期，不过是强行给这种政策续命罢了。

到了现在的皇上亲政，天下所有的人都明白，不变不行了。就连被认为变革最大阻力的吕夷简，实际上也不反对变革。

这是历史的大势，没有人可以阻挡。

现在惟一的问题，是没有足够份量的人领导变革，也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变革。

政治思想不是凭空出现的，必然是有学术思想做基础。这个时候，这个学术思想显然还没有出现，无法指导政治实践，所有的人都处于茫然中。徐平也无法凭空造出来，他前世学到的那些要跟这个时代相结合，还有一段路要走。

世界上没有古今通用永远正确的绝对真理，任何理论都必须与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越紧密，就越能指导国家与社会走向正确的方向。反之，脱离了社会实际，一切都将成为空谈，夸夸其谈谈的理论只会祸国殃民，甚至走向败亡。

每当清静无为的政策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儒家便就成为备选。西汉的时候如此，这个年代也是如此。范仲淹这些人正是以儒学复兴为号召，从学术上入手，行社会变革之实。

这个时候，正是新复兴的儒家向实际执行的黄老思想冲击的时候。表现出来，便是范仲淹与一群儒家新兴士人跟吕夷简为首的旧官僚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