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弄到更多的移民，郑彩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虽然这些年来，郑氏家族已经向台湾输送了超过百万的移民，但是流民依旧到处都是。尤其是1638年到1639年，因为满清的入寇，杨嗣昌的对各地的“流寇”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全盘崩解之后，国内的战乱就越发的不可收拾了。
严格说来，在满清的上次的入寇中，单纯军队的损失倒不是不可弥补，虽然卢象升的天雄军的覆灭使得大明又少了一支能打野战的部队。但单论大明在各地的军力，对各地的“流寇”依旧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无论是陕西的秦军，还是左良玉或者是关宁军，对那些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的流民军队还是能占据上风的。但是，满清的这次入寇，却使得大明最为致命的一个问题爆发了，那就是大明的财政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明朝的崩溃，首先是财政上的崩溃。杨嗣昌的对各地的“流寇”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实际上就是一次豪赌，是拿大明国库里面最后的一点钱进行的一次赌博。结果，虽然重创了李自成他们，但是却并没能消灭他们。而在满清入寇后，明朝军队疲于奔命的回援。又消耗了本来就不多的钱财，大片地区又遭到严重破坏，又严重的破坏了明朝的造血功能。所以，如今的朝廷，不但无法拿出让各地军队去打击“流寇”的钱，甚至，就连维系各地军队的日常存在的军饷也完全拿不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崇祯皇帝当然只能放任各地的驻军自己想办法解决吃饭问题。而这必然会带来两个严重后果。
第一个后果就是军队的纪律彻底崩解。军队必须依靠自己的暴力去取得钱粮，于是军队也就彻底的变成了匪帮。第二个后果就是军队越来越私人化，将领们也越来越军阀化。在大多数时候，朝廷能够控制军队的根本就在于军队在经济上对朝廷的依赖。一旦一支军队不再依赖于政府的财政，那政府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彻底的土匪化了大明军队，开始通过他们效率更高，也更持久的劫掠不断的制造出更多的流民。和李自成这样的“流寇”不同，向左良玉这样的官军，在一个地方是轻易不会走的。当李自成打到了某个地方，（李自成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根据地，没有自己的生产能力，所以他的军队的补给全靠所谓的“劫富济贫”，当然，这个“富”的标准很难说，有时候，只要你的米缸里面还有一把米，也能算是“富”）老百姓什么的还有跑到山上面躲躲，等李自成他们走了再回来的机会（反正李自成不会长时间的呆在某个地方）。但是遇到左良玉，这一招就一点用处都没有了。所以左良玉们在制造流民方面的效率比李自成要高不少。于是虽然严格上来说，李自成也好，重新造反了的张献忠也好，因为在前一年中遭受了重大的打击，实力还远远没有恢复，活动的频繁性也不如以前，但是新的流民的产生的速度却反而比以前要快得多。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前一年被打得只剩下几十个人的李自成的力量得以迅速的恢复。
如今左良玉前不久刚刚在川东的玛瑙山大破张献忠，然后就蹲在了两湖发财，于是两湖一带的流民就绵绵不绝如春水的朝着下江涌来了。
“其实比起我们自己招募，还有一个更省钱的办法。”郑彩说。
“什么办法？”郑森问道。
“找左良玉呀。”郑彩说，“只要你告诉他，人能卖钱，左良玉就能把整个湖北的人，一个不剩的全卖给你，保证比我们自己招募便宜。”
郑森皱了皱眉毛道：“这样虽然可以省一点小钱，但是害的人太多了，长远来看，不见得是好事情。左良玉这人我听说过，就是个匪类，平时侵害地方，比流寇还要厉害，要是让他因为侵害百姓而获利，却不是什么好事。我们如今也不能只顾着钱。”
郑彩听了，笑道：“阿森你真是仁德，只是我们真这样做，反倒是救了当地百姓。阿森，你难道觉得我们不和左良玉谈这个生意，左良玉他就不侵害百姓了？只怕得不到钱，侵害得越发的厉害呢。况且阿森你想，左良玉这厮将湖北百姓都逼成了流民，这些流民一要到江浙，我们才会招募他们。这途中千余里，一路上该死掉多少人呀。剩下没死的，到了我们手里，也要养上好一阵子，还能恢复元气，才能上船送到台湾或是吕宋。这样算下来，不但我们花的钱更多，只怕死了的流民也更多。相反，我们直接和左良玉谈好，然后派船到武昌去，装满人，这些人还不曾一路漂泊，身体也不至于太坏。我们把他们装上船，然后顺流而下，路上也死不了什么人，这样岂不是更好吗？”
其实郑森并不是真的不想省钱，只不过他不太想在明面上和左良玉这样的家伙扯上太多的关系。在原本的历史上，因为和东林党的家伙们勾结在一起，所以虽然左良玉坏事干绝，但是东林党的家伙们还是努力的把他洗得白白的。比如说后来东林党人参与编修的《明史》，在写左良玉趁着“假太子案”起兵造反的时候，还是努力的编出什么左良玉本来不打算劫掠九江，是部将自作主张，左良玉还是因此内疚得吐血而死的什么的。而在《桃花扇》里面，左良玉就被刻画成了大大的忠臣，而把这些乱七八糟全都推给了他当了汉奸的儿子左梦庚。却也不看看，左良玉在武昌起兵的时候，还顺手把武昌屠了一遍呢，烧个九江什么的，正是左良玉的一贯风格。在郑森看来，左良玉最后没当汉奸，只是因为死得早，要是晚些死，这汉奸怕也轮不到他儿子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