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过早饭，基里亚诺娃和奥尔洛娃出去巡视炮位去了，我独自一人在帐篷里收拾行装。

要回城里的指挥部去见方面军的司令员，着装不能再像我平时那么随便。于是我找出一直放在行李里的皮带，系在军大衣外面，从枪套里拿出手枪，卸下弹匣检查一遍里面的子弹后，便又重新放进枪套。

我挎上公文包，拎着突击步枪，正准备往外走时，奥尔洛娃掀开门帘走了进来，她手里还提着个体积不小的布袋子。看见我这身打扮，笑着说：“丽达，你准备出发了？”

“是的，”我反问了一句，“基里亚诺娃在哪？”

“七号炮位的高射炮出了点故障，她正督促维修站的战士在修理，估计不能来送你了。”说着把手里的布袋子递给我，“这是我和基里亚诺娃给你的。”

我没有伸手去接，摇摇头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只是到城里一两天时间，用不上这些东西。”

奥尔洛娃硬把东西塞到我的怀里，有些不悦地说：“列宁格勒正在闹饥荒，城里的居民根本吃不饱。你要去看你的妈妈和儿子，总要给她们带点吃的东西吧。”接着又将一张纸条揣进我的大衣兜里，补充说：“这是柳达给你地址，在涅瓦河边的弗拉基米尔大街146号楼，假如她们还没有疏散的话，你应该就能看见她们了。”

丽达的妈妈和孩子！如果奥尔洛娃不提的话，我都忘记她们此时还在这被围困的城市里。成为丽达以来，我一直在努力避免着和她的亲人见面，因为我不知道该和他们如何相处。

“丽达，时间不早了，你该出发了。”看到我在发呆，旁边的奥尔洛娃善意地提醒着我。

我上前和奥尔洛娃来了个拥抱，在她的脸颊上亲了一下，用感激的口吻对她说：“我代表我的妈妈和儿子，谢谢你。”说完，左手提着装着食品的布包，右手拎着突击步枪，掀开帘子走了出去。

我站在路边等着搭顺风车。平时不打算进城的时候，运输队的卡车一辆接一辆地从这个地段经过，而今天想搭车了，却半天看不到一辆车。

我抬手看了看手腕上的表，在路边已经站了将近十分钟，也不知道希洛夫将军派的司机，在检查站那里是不是等得着急了。正在这时，远远有辆带篷的卡车不紧不慢地开过来。我连忙走到路中间，把步枪挎在肩上，高高地扬起手。

随着一声尖厉的刹车声，卡车在离我五六米的地方停住。黑头发的司机从驾驶仓里伸出脑袋，冲着我吼了一嗓子：“你不要命，居然跑到路中间来拦车。”

我快步走到司机面前：“对不起，司机同志，我有急事要到城里去，能搭你的便车吗？”

司机瞅了一样我领章上的军衔，一歪脑袋说：“上来吧，少校同志，很高兴能为您服务。”

我从车头绕过来，拉开副驾驶这边的车门上了车，刚关上门，司机就发动了车。

司机像个饶舌的的哥，也许见得搭车的是年轻女兵，显得格外活跃，不停地主动地和我说话：“少校同志，我每周差不多就要去两趟列宁格勒，为居民拉去面粉和各种给养。现在搭车出城的人不少，进城的可很少见。您这是去哪里啊？”

“去城里看妈妈和儿子。”这次回城是去见霍津司令员和希洛夫将军，按照条例，此行的目的要绝对保密。因此我回城的事，除了基里亚诺娃和奥尔洛娃外，连哈比中校他们都不知道。如今当一个素昧平生的司机问起时，我只能用其它的理由来搪塞他。

“哦？！”司机有些惊讶地说：“看不出来，您这么年轻都已经结婚了。”接着又问，“您的儿子有多大？”

“三岁了。自打战争爆发我参军后，就一直没再见过他。”

听到我这么说，司机显得更加惊讶：“天啊！您才入伍几个月啊？我一直以为您都入伍好几年了，不然不会有这么高的军衔。”

司机的这种反应，我早已习以为常，一个才入伍几个月的女兵，居然能平步青云，从普通的战士，一度成为指挥几万人的高级将领，换了谁都会觉得不可思议的。

我在脑海中组织了一下词汇，然后轻声地说：“在战争中，什么样的奇迹都有可能发生。”

“您的妈妈住在什么地方？”幸好司机没有继续纠结这个问题，而是及时地换了话题。

丽达妈妈的地址，刚才奥尔洛娃给我说过一次，不过我没记住，便掏出了大衣兜里的纸条。纸条上是柳达用铅笔写的地址，因为写得龙飞凤舞过于潦草，仓促之间，我还真认不出她写的是啥。

司机朝我手中的纸条瞟了一眼，说：“原来是在涅瓦河边的弗拉基米尔大街啊？”

他这么一说，顿时提醒了我，后面的内容我也连看带蒙猜出来了，“是146号楼。司机同志，您去过哪里吗？”

司机沉默了。良久才回答说：“因为法西斯匪徒炮击和轰炸，如今那里几乎找不到一栋完整的建筑物，住在那里的居民，年轻力壮的都上了前线，剩下的老人和孩子大部分也已经疏散了。我不知道您去的时候，还能不能找到您的妈妈和儿子。”

听到司机这么说，我心里居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我毕竟是冒牌的丽达，如果真的出现在她的母亲和儿子面前，没准说不了两句话就会露馅。

见我不说话，多嘴的司机也识趣地闭上了嘴。车内一片沉默。

又开了一段路，司机再次开口问我：“少校同志，您到什么地方下车？”可能是怕我多心，接着又解释说：“我车上拉的是面粉，要到指定的地点去卸车，不能去弗拉基米尔大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