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梅列茨科夫之所以能这么爽快地任命我当师长，是因为上次我指挥少尉集训队和德军作战，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个博罗达呢，他虽然是梅列茨科夫的副官，但他有指挥部队的经验吗？要知道指挥一个师和指挥一个连或者营是有很大区别的。我犹豫再三，最后还是硬着头皮问：“大尉同志，不知道您以前指挥过什么样的部队？”

这话问得很唐突，也很伤人的面子，语气充满着质疑和不信任。一说完这句话，我慌忙紧张地盯着博罗达，看他会不会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和我翻脸。但我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他冲我微微一笑，说道：“师长同志，您是想知道我的履历吧，反正现在时间还早，我就向您说说。我曾在苏芬战争中因表现出色，荣鹰了一枚红旗勋章。当伟大卫国战争爆发时，我还是一名中尉，是苏芬边界上苏奥亚尔维附近的第5边防站的站长。在战斗行动开始后，芬兰军队包围了我们的边防站。我带领我的连队在两天内，先后打退了敌人十二次冲击。进攻受挫的敌人停止了进攻，用炮灰轰击我们的边防站。我连虽然伤亡惨重，但还是在敌人的重兵围困中坚守了二十二天。当弹药打光时，我们就和冲上来的人展开了白刃格斗。一次在敌人再次攻上阵地时，我率领部队进行了反冲锋，并从敌人意想不到的方向——芬兰方向突了围。经过五天的艰苦跋涉后，终于和我军主力会合了。为此我们连剩余的指战员都受到了嘉奖，我也因此荣获第二枚红旗勋章。他在第7集团军作战时，在彼得罗扎沃德斯克附近负伤，伤愈后当了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警卫连连长。……”

听他说到这里，我站起身向他伸出手去，使劲地握了一握，然后竖起大拇指，真诚地说道：“好样的！大尉同志，您是好样的！”虽然我口中在称赞他，但心里还是有些不踏实，毕竟他以前只是个连长，能挑起师参谋长这样的重担吗？

他从我脸上的表情里看出了我的疑虑，接着说道：“在今年春天，在米亚斯内博尔附近，我奉梅列茨科夫司令员的命令，到乌戈里奇上校指挥的师里去，协助他指挥部队去打退冲向列宁格勒公路的敌人。在战斗中，师指挥部不幸被炮弹击中，师长身负重伤无法指挥战斗，我便接替了他的指挥，代行师长的职权，指挥那个师顶住了德国人的疯狂进攻。等我重新回到方面军司令部的时候，便被大将同志晋升为大尉军衔，并担任了他的副官。”

了解了博罗达的经历，我也安心了许多，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等待师里的营团级指挥员来开会，一是和他们熟悉熟悉，二是要趁机整肃一下军纪，否则这样的部队就算拉出去，也是打不了胜仗的。

“师长同志，”博罗达在对面轻声地叫我，：“我想问问，刚才我进来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多师里的指战员都围在屋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刚才他的来的时候，事情几乎已经平息，所以不了解情况也是正常的。于是我把多罗费耶夫和一群女卫生员鬼混，萨莫伊洛夫企图逼乌兰诺娃就范的事情，向他详细讲了一遍，还特意强调了我冲地上开了三枪，跳弹击伤了萨莫伊洛夫的事情。

听我说完，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师长同志，我只想告诉您一件事情，您的运气真是太好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尉同志。”我有些不解地问，“你说我的运气好，是指集团军司令员科洛夫尼科夫将军的电话打来的及时吗？”

没想到博罗达摆摆手，说：“和集团军司令员没有关系。我是想告诉您，我给您的那把手枪里，只有三发子弹。幸好您只打了三枪，假如您再开第四枪的话，多罗费耶夫和萨莫伊洛夫早就下令把您乱枪打死了。”

听他这么说，我眼前一阵发黑，差点一头栽倒在桌面上。连忙拔出手枪，抽出弹夹一看，里面果然空空如也，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心说这博罗达大尉也太不靠谱了，给我一把手枪，也不知道把里面的子弹压满，就区区三发子弹，能顶什么用啊？要不是大家都不知道枪里没子弹了，我还能活到现在么？

正当我尴尬异常的时候，博罗达又岔开了话题，他说：“师长同志，师里那些营团长快来了，您看您是否回去换换衣服，给他们留个好的印象？”

我低头一看，身上的军装破破烂烂，一是在森林里逃命刮破的，二是被拉依那王八蛋撕坏了几处。后来为了逃命，我甚至还撕掉了领章上的军衔。这样狼狈的样子，要见那些部下确实不妥，看来只能去找乌兰诺娃借套军装来临时穿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