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列昂尼德副主任的缘故，崔可夫很快就知道了在他的集团军里，，凭借着自己出色的枪法，在短短的两天时间内，干掉了将近一个排的敌人。对于这样的战果，见多识广的崔可夫一点都不相信，还特意打电话来向我核实。

在听我详细地讲述完瓦西里所取得的一系列战果后，他沉默了许久，才憋出一句话：“天才，这个瓦西里少尉简直就是一个射击天才。”

“是的，司令员同志。”我肯定地回答他：“他是我见过的神枪手里枪法最好的一个，在目前的情况下，正好可以发挥他的特长，让他到城市的各个角落，猎杀那些落单的德军官兵，我相信他一定能取得更佳的战果。”

“我是这样考虑的，奥夏宁娜。”崔可夫字斟句酌地说道：“我打算把集团军下属各部队的狙击手们都集中起来，统一行动。这样的话，就算在执行任务时，和德军的大部队遭遇，也完全有自保的能力。”

“不行，千万不能把狙击手都集中使用。”崔可夫的话把我吓了一跳，仓促之间，我也忘记了上下尊卑，不假思索地反对他：“那么多狙击手挤在一起，很容易成为敌人炮兵或者空军的重点打击目标。狙击手可是我们部队的宝贝啊，他们在战场所起的作用，一个人就相当于普通部队的一个班或者一个排，像瓦西里这样的狙击手，至少能顶一个连。”

当我一口气把自己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后，猛地发现自己失言了，连忙向崔可夫道歉：“对不起，司令员同志。我太激动了，所以……”

没想到崔可夫却大度地说：“行了，不用说了。我明白你的心情，是我考虑不周。我不会怪你的。说说吧，你打算怎么使用这些狙击手？”

我飞快地回想了一下自己在后世影视作品里看到的狙击手，随后按照自己的理解，向崔可夫建议说：“司令员同志，我们可以把出去执行人物的狙击手，分为两人一组，每个狙击区域内放三到五个狙击组。这样的话，他们的目标不会太大。当其中的一组受到攻击时，离他们最近的狙击组，可以及时地提供支援，掩护他们顺利脱险。”

崔可夫听完后，虽然没有否定我的想法，但也没有表示同意，他忽然把话题一转，问道：“奥夏宁娜，我怎么听说现在负责你们师指挥部警卫的，是有几十个人德国兵的警卫二连啊。我记得他们的连长好像叫格拉姆斯，原来是德军的上尉，你这么放心大胆地使用他们。难道就不担心他们会临阵倒戈，把你们几个师领导抓到敌人那里去请功吗？”

听到崔可夫突然提到了格拉姆斯和他的部下，我的心里咯噔一声，心说不会是谁告了我的黑状，崔可夫找我兴师问罪来了？但我还是竭力在为格拉姆斯他们辩解说：“司令员同志，虽然格拉姆斯上尉是德国人，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观察和考验，以他们平时的表现，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认为他们已经彻底站到了和我们同一战线上。”

崔可夫等我表完态以后。呵呵地笑了起来，听到他的笑声。我顿时是一头雾水，不知道他为什么发笑。但又不敢随便开口问，只能握住话筒静静地等待。他的笑声停止后，用一种轻松的口吻说道：“既然你认为他们已经彻底倒向了我们，那么也就别老让他们窝在工事，也该派他们出去执行点任务了。”

“执行任务？什么任务？”我不解地问道。

“我认为可以让他们执行一些诸如侦察或者破坏之类的任务，这些真正的德国人在化装成德军执行敌后任务时，要比单纯由我军指战员乔装有利得多，毕竟真正的德国兵的举止和气质上，和苏联人还是有一定差别的。还有我们的指战员们的言行举止，要完全符合德军队列条令的要求，除非是经过多年队列训练养成的，否则这种形象装是装不来。与其让我们指战员冒随时有可能穿帮的危险，倒不如由你手下的投诚官兵去扮演德军，起码在穿越敌军防线时，他们受到怀疑肯定要小得多。”

崔可夫的态度转变得这么快，反而让我有些不适应了，等他说完以后，我小心地问道：“执行任务的小分队，人员组成应该是怎样的？”

崔可夫想了想，回答说：“十到十五个人一队，其中配备两三名我们的指战员，为了防止不测的发生，其中一定要有一名政工人员。”

“好的，司令员同志。”听到崔可夫这么说，我心里暗自嘀咕：假如这些投诚者要叛逃的话，别说只派两三人监视他们，就算有半数是我们自己人，也是防不胜防。虽然我对这种安排不以为然，但口头上还要奉承说：“还是司令员考虑的周到，我待会儿就把格拉姆斯上尉叫来，向他布置您所交代的任务。”

“很好。我希望你的特别小分队，在今晚就能投入战斗。”

我听完崔可夫布置的任务后，正打算放下电话，忽然听到听筒里传出崔可夫急促的声音：“喂，喂，奥夏宁娜，先别挂电话，我还有事情要通知你。”我连忙把听筒贴在耳边，礼貌地说道：“司令员同志，我还在。不知道您还有什么指示？”

“是这样的，在我给你打电话以前，接到了方面军军事委员赫鲁晓夫同志的电话，说《红星报》，已经昨晚渡过了伏尔加河，进入了斯大林格勒城内，对我们集团军的指战员进行采访。据军事委员通报的行程，他白天完成了城内的采访任务后，将到马马耶夫岗，对你和基里洛夫进行专访。记住，一定要接待他，他可是一个了不起的记者。千万不能怠慢他。”

听到爱伦堡这个名字时，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前尘往事都涌上了心头。假如当初不是他报道了我屠杀德军俘虏的事情，引起了不良后果的话。也许我现在还是将军，每天跟在朱可夫或者罗科索夫斯基的后面，给他们当一个没有什么危险的副手，也不用待在这见鬼的马马耶夫岗，惶惶不可终日。

崔可夫听到我这里没声音，有点着急，不禁提高了嗓门：“喂，奥夏宁娜。你还在听吗？”

我连忙答道：“司令员同志，我在。请您放心，我一定接待好这位来自《红星报》的战地记者。”没等崔可夫放下电话，我忽然想起了已经好几天没消息的普加乔夫和佩尔斯坚了，赶紧趁崔可夫搁电话前追问道：“司令员同志，我想问问我原来的二团长普加乔夫少校，还有坦克营营长佩尔斯坚少校怎么样了？”

我的这个问题让崔可夫沉默了许久，他过了一会儿才说：“你所说的两名指挥员，在保卫的小学校的战斗中，表现得很英勇。他们一边掩护炮兵观察员为炮兵提供射击参数。一边和企图夺回学校的敌人展开殊死的搏斗。短短的两天时间里，就先后打退敌人发起了三十多次冲锋。当他们仅剩几个人的时候，还坚守在学校教学楼的楼顶。顽强地和敌人战斗着。”

在我听来，崔可夫说话的口吻想在念悼词，我越听越提心吊胆，最后忍不住打断他问：“司令员同志，他们两人是不是都牺牲了？”

我的问题一出口，崔可夫马上就用莫名其妙的口吻反问道：“牺牲，谁说他们牺牲了？就在他们快支撑不住的时候，我派出的援兵及时赶到，消灭了围攻他们的敌人。你的部下连两名指挥员在内。只剩下了七个人，而且个个带伤。我便派人把他们送到了河边的野战医院。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个把星期以后。他们就能出院了。”

我刚放下电话，基里洛夫便凑过来好奇地问：“奥夏宁娜同志，司令员说有位战地记者要到我们这里，是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