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时候李戴也会骂这些人短视，但后来李戴却明白了，主要原因并不是“短视”，而是在很多时候，对於决策者来说，眼前利益是属於自己的，未来更大的收益，自己却未必能够分到一杯羹。

就比如这三百万美金的科研经费，拿到手以后，对某些官员来说就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政绩。至於诺贝尔奖，那是十几年后的事情了，到时候他们要么高升，要么退休，更不会有人去追责，十几年前将诺奖成果低价卖给了东京大学。

当时杨霖选择了拒绝，显然是侵犯了这些人的利益，他们自然会选择报复。被卡经费、卡编制、卡实验材料，就成了正常的现象。

杨思杰接着说道:“好在我爸当时留了一个心眼，他隐瞒了一部分很关键的研究成果。经费被卡之后，他将公布了这部分关键性的研究成果，在业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最终也引起的高层领导的关注，我爸的研究才得意顺利的进行下去。”

李戴还是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情，杨霖当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经历，早就被写成了长篇的纪实文学，在当时的媒体报纸上也是连篇出现，甚至都被编写到了课本当中，真的可谓是家喻户晓。

但那些新闻报道里绝对不会出现，杨思杰刚刚所说的这些被卡经费、被克扣实验材料的事情。而且这种事情，如果不是当事者亲自说出，估计也会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当中。

杨思杰则接着说:“其实这只是个开始，随着我爸科研的深入，他要购买一些更先进的科研设备，其中有些设备，恰好只有东瀛才能生产，於是东京大学便利用他们的影响力，让设备生产商不要卖设备给我爸的实验室，目的就是为了拖延我爸的科研进度。”

“同时东京大学还花大价钱，从我把的实验室中挖人，甚至买通了一些实验员，向东京大学提供我爸的科研进度和实验数据。”

不卖实验设备的事情，李戴倒是能够接受，买卖本来就是双方都要达成共识才行，总不能强买强卖。人家卖方就是有钱任性，愿意做亏本买卖，也让人无话可说。况且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来没有断过，李戴都已经习惯了。

至於花钱挖人的事情也还好说，人往高处走，谁都想有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拿更多的薪水，得到更美好的前途。每个人都会向往更好的生活，都希望手头可以宽裕一些，总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去不求回报的无私奉献吧！

但是买通实验员，偷窃实验数据，这就真的超出了道德的底线。虽然很多时候竞争的确是无所不用其极， 但是东京大学的这种做法，已经涉及到了犯罪的层面。

“后来，我爸的还是率先的研究出了成果，并且注册了专利，但是东京大学还是不甘失败，他们在欧美等国家队发起了专利诉讼，他们说我爸是抄袭了他们东京大学的科研成果。虽然最终东京大学输了官司，但是这件事情却在当时造成了很不良的影响，甚至直接影响到了诺贝尔奖的评选。如果没有东瀛人搞这件事情的话，我爸至少可以提前五年拿到诺贝尔奖！”杨思杰一脸怨恨的说道。

对於搞科研的人来说，五年时间算不上什么，但是对於诺贝尔奖来说，五年的意义就非常的重大了。早五年获奖，杨霖就可以早一些奠定在学术界的地位。於国内，杨霖在科研的方向上面，会有更早的握有话语权;於国际，杨霖可以为国家争取更高的科研地位。除此之外还有经济效益方面的考量。

李戴则是有些感慨的问道:“这么说来，这个小田翔生可是代表了你们家的死对头，打算在赛场上帮你父亲报仇么?”

杨思杰点了点头，眼神中充满了坚定:“就算是为了我爸，我也不能输给这个小田翔生！我要替我爸出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