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导执政，与庾亮最大的不同是，一者宽刑简令，一者严刑峻法。虽然这二者表面上看起来，前者是要优於后者，但具体情况其实也需要具体分析。

毫无疑问，庾亮那种执政态度，在当下而言是更具有执政大臣该有的态度和做法。而王导妄求无为，更近似一个惯於和稀泥的大家长作风。庾亮失於苛，王导失於宽。

特别是在王导执政的后期，因为他那种无底线的放纵，令得内外政事一团糟糕，从地方到中枢都是一锅稀粥。否则，也不会庾亮和陶侃相继都要废掉王导。诚然这其中有争权夺利的原因，但事实也说明他们的确是因王导执政缺失太严重而看到了机会。

不过在眼下而言，王导的这种宽刑倒也不是没有好处。最起码对於建康民众而言，乱后新定，也需要一个宽松的环境舒缓一下劫后余生始终紧绷的心情。

庾亮执政时，建康城一直保持着宵禁状态。一入夜之后，整个城池便陷入死寂。只有一些午夜浪荡的世家子，游魂一般在街巷间穿行。

可是眼下，建康城的宵禁状态却是处於半废状态。虽然已经入夜，但城内却不乏华灯点缀，街巷间既有游晃浪荡的世家子，也不乏售卖蔬果吃食的都中良家。甚至於秦淮河两岸较为空旷的地界，已经发展出一些规模不小的夜市。

而在河道中，更是星火点点，如同银河淌入人间。不乏窄厢矮蓬的小船停泊在水面上，一盏小灯悬於船首，有体态窈窕的覆面船娘坐在船中，或吹笳弄弦，或吟唱小调。而在岸边上，则不乏浪荡子围绕在心仪的船娘周围，或是笑闹或是赞赏，投花水上，盼能结一宿露水之缘。

当然在一些礼法之士看来，这画面远於名教，悖於礼俗，是世风大衰的标志。又或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但满世公卿俱束手，何以独厌商女声。在生存面前，公侯也罢，娼妓也罢，其实没有什么高低之分。

沈哲子他们一行数驾，随员百余，浩浩荡荡驶出了乌衣巷，沿江东行。沈云比箭拔得头筹，兴致正是高昂，听到江边传来吴曲小调，便也拍打着车辕，扯着破锣嗓子迎合。余者庾曼之、谢奕等一众五音不全者，也都纷纷加入其中。

一路这么鬼哭狼嗥着，很快便到达了沈园。

如今的沈园，已经是一个半公开的场所，园中常有集会，并不独仰沈哲子这个主人主持。围绕园墅周边，也都兴建起了大大小小的建筑，或酒肆、或食肆，也不乏青楼伎馆，已成一片繁华区域。

单单这一片区域所收的租，已经不逊於早年南苑所获。这一部分钱财，一者用来各项产业的周转，同时也维持着众多族人在都内的开销。

沈哲子他们的到来，很快便引起园中人的注意。许多年轻人自园内涌出来迎接，其中既有久在沈园流连的旧识，也不乏许多沈哲子叫不出名字的新面孔。

沈哲子等人下车后，便被一拥而上的年轻人们团团围住，笑语寒暄打着招呼。而随着与这些年轻人的交谈，沈哲子才知道他如今又有一个新的名号，叫做破虏参军。这个称呼虽然戎旅气息浓厚，但听那些年轻人的解释之后，沈哲子才知道在这些人看来已经是分量十足的一个美称。

至於这名称起源还是江统那一篇《徙戎论》，虽然台中对於这些年轻人的闹腾不予理会，但他们也实在会自得其乐。先是有人在摘星楼外补上了《徙戎论》全篇，继而内部又展开了探讨会，许多年轻人以这一篇《徙戎论》为基础，各自发表自己的见解，

草拟文章。年轻人们文辞高低不一，倒也并不一一悬挂在摘星楼内，但也想要能得关注。於是在沈园内里，最近一段时间又搭建起一排长长的竹亭，用於张贴这些年轻人所创作的文章。只有在这里获得上等的评价，而后才会有幸悬挂在摘星楼上。

江统的《徙戎论》虽然深刻，但毕竟已是旧谈，时过境迁，如今所面对的局面已经不是徙不徙戎，而是汉人被戎给徙了。越深论下去，积攒的怨气不免越多。

所以这议论的主题便也渐渐摆脱了《徙戎论》的格局所限，而是开始讨论如何北伐破虏，甚至於有人比照公府构架开始讨论起真正北伐时，何人应该担当什么职位。沈哲子这个破虏参军的称号，便是由此而生。

在众人引导下，沈哲子行至一个比较宽阔的竹亭中，便看到这个破虏大将军府的人事构架。首先列在第一个的自然是当今皇帝，这些年轻人们虽然胡闹，但这点政治敏感还是有的。紧随其后的则就是温峤，而在温峤名字之外则详细列明了许多其人担任破虏长史的理由，比如曾追随刘琨抗奴、久治大州等等。

比较让沈哲子感到以外的是，排在温峤之下的居然是陶侃而非王导又或别的高门领袖。看到这一点，沈哲子心里隐隐不乏喜悦，倒不是他希望时人方方面面薄视王导，而是在讨论北伐这种举国之战的时候，这些年轻人已经不再虚执门第，可见已经有了几分认清现实的觉悟。

长长一份名单，所涉及的台臣、外臣有二十多人，其中许多南北高望人家因为武功不具，都没有得以列名其上。而年轻人中能够列上的，沈哲子是仅有二人之一。至於另一个则是江虨，这自然因为他们这场运动便是以江虨之父的《徙戎论》为基点而轰轰烈烈的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