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淮南报捷使者抵达都下的时候，整个建康城早已经沉浸在一片欢欣鼓舞的海洋中，无论公卿、亦或寒庶，俱都欢庆颖口大捷。

建康城得知颖口大捷的消息要早得多，几乎在颖口战事刚刚有了一个初步结果，消息便已经沿着涂水飞流直下传入都中，实在是因为民众们对於淮南战事的进展如何关注度实在太高。

一方面自然是因为作为淮南战事的主持者，沈哲子本身在都内便盛誉加身，所受关注度极高。而且淮南首当京畿正上，战况如何将直接影响到江表建康的安危。

而且，时下南北各家多有资货投入於彼，也不乏族人子弟直接加入淮南军在淮上作战。战争结果如何，不只关系到社稷危亡、国运兴衰，更与家业休戚相关。所以自然有大量人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淮南的战事，一旦有了什么变数，即刻飞报回都中。

而沈哲子也的确不负时人的关注和期待，从羯奴大军尚未正式南来，淮南便是捷报频传，包括偷袭城父得手的那一场大胜，都是大大振奋了江东人心。

台中对於沈哲子虽然不乏忿念，但是对於淮南军的诸多战果，也都乐得大肆宣传。

羯奴穷尽国中甲士兴兵南来，对於江东时局、人心所造成的压力可谓极大。除了这些心理上的压迫之外，由於江北各镇俱要大肆储用以备军需，因而也令得江东物价飙涨，直接影响到了民众们的生活。

这其中尤以淮南为甚，明目张胆、变本加厉的汲取江东财货资用，而南北人家也乐受其蛊惑，主动将大量资财往江北输送，这更加剧了江东民用之匮。情况最为恶劣的建康，物价已经飙升到了斗米七百余钱！

苏峻作乱之后，沈哲子负责京畿赈灾，大量难民游食俱都入籍，同时又打击了相当一批丹阳豪宗，兼之抑制南北人家荫庇纳丁，所以建康民户丁口数量一时间攀至极盛。

而且又因为过往数年建康城浓厚的商贸氛围，令得整个京畿周遭生产职能的发展都跟不上人口的暴增，大量民需物用都要仰於外补，所以受到战争的影响便就更大。在内外平定无事时，这样的情况尚可维持。

可是随着大战开始，建康民生状况便变得岌岌可危，生民衣食用度俱有匮乏，一旦在江北再传来大败亏输的消息，民心必将更加动荡，局面也有崩溃之危。

面对这样一个局面，台省诸公们这些日子也是过得提心吊胆，夙夜难眠。心中虽然焦虑，但也只能是干着急，实际上却做不了什么。他们也不能凭空变出钱粮来平抑物价，往年尚可从道义上去指摘那些囤积牟利的豪宗，可是现在钱粮都是明明白白有了去向。

当然也有台辅建策索性直接台令强行压制物价，但这谋议一出口，几乎就遭到了众口一词的否定。

首先，物用紧缺乃是一个事实，而非奸商虚造的假象，如果强行规定物价，那么最有可能的局面就是建康市面上将会一粒米都不再有，原本尚可维持的局面将会即刻崩溃！而且这个时节尚能拿出米粮售卖的，可想而知绝非寻常，很难用强去逼迫他们。如果闹得太僵，那是自乱阵脚。

其次，除了一纸虚令以外，台中也根本没有别的有效手段去控制市场局面。当然，手段还是有的，只是他们难以插手干涉，那就是少府所属鼎仓。

之所以建康城内眼下民生尚未崩溃，虽然物资供应紧缺，但是市面上仍然没有断粮，这也是得益於鼎仓的调控把持。眼下几乎所有入都的资用，几乎都是通过鼎仓的渠道。通过对货源、渠道、市场的多项把持，鼎仓职能之扩大，在如今都下内事上，几乎超过了台内所有官署！

身为少府官长的沈恪，如今在台内甚至已经有一个“卿首”的戏称。从礼法而言，少府卿当然算不上九卿之首。但从当下对时局的影响而言，沈恪有什么头疼脑热，对时局的影响甚至要比王丞相重病不起还要大得多。

而沈恪的事权激增，看似骤然，但是细思之下其实也是有迹可循。首先便是世风的渐变，江东游贾商贸之风大炽，影响时人渐渐不再热衷於囤积广储，而是商贸谋利。

鼎仓立足於建康这个庞大市场，伴随着商路的扩展也是将影响力深入到江东各个角落。在寻常的年景，鼎仓只是充当一个为交易保驾护航，给商户提供便捷的仓储中转媒介。可是随着战事开始，市场需求大增，而掌握资货的民家却很难再将物资直接投放市场，作为连接这二者的鼎仓重要性便凸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