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无论任何经济组织，一旦构架起来，无论标榜多么高尚，其核心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欺行霸市。这一个道理，古今皆同。哪怕是后世一些以民主福利为名的工会组织，精髓同样在此，控制生产力，控制票源，你只要有了资源，就有话语权，有了话语权，便能兑现为利益。甚至就连一些纯福利机构，都需要竞争受惠群体，竞争募捐权。

沈哲子苦心打造的商贸体系，其威力已经逐渐显露出来，而且并不是通过政治权利来体现。当然，其存在的前提和保障还是沈家所拥有的权位和军队。否则，根本不会发展成这么大规模，早已经不知道被宰杀多少回了。

随着梁郡商品生产基地的规模成型，对於商贾的入场，也已经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流程。首先想要获得资格，必须是商盟或隐爵成员，商盟是人脉途径，至於隐爵则就是缴纳准备金。其次想要正常生产，则就必须租用比例一半的淮南都督府籍民。

沈哲子也知道这些商贾敢於离乡经营产业，自然不可能是寻常人家，必然会有大量的荫户人丁。他也不奢望这些人全部使用淮南籍民，一半一半也是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比例。而且对於商贾，如果愿意将荫户转化为籍民，也都有多项福利褒扬，比如减免地租又或提供物运服务之类，算是拿钱买人。

这样一种模式，对於一些想要试水的商贾吸引力是巨大的。他们甚至什么都不用准备，只需要带来足够的钱财，就能在梁郡进行生产，工匠、场地、材料、运输乃至於销售途径一应俱全。而且随着淮南的经营和发展，还有最重要的边贸开市，未来的淮上才是一个较之江东还要更大的市场。

梁郡的财政收入不独於此，由於境中绝少民渠、私埭，仓储货栈之类也都属於郡府和都督府所有，只要有货品产出，无论是存储於仓，还是浮运水上，都会有源源不断的利润产出。

虽然收入不菲，但是开支也大。最大宗的军费暂且不提，单单境中各项基础建设，尤其对水道的维持和修葺，便是一个不能间断投入的无底洞。

水利自古以来便是一个怎么重视都不为过的大难题，许多兴盛一时的大一统朝代都在这方面栽了跟头。如今的淮南之所以能够维持经营，那是因为获利的仅仅只有淮南军一方，所以成本还能得到有效控制。

从梁郡的财政情况也能看出来，收入主要来自於对境外资财的涌入。这也是沈哲子急於将鼎仓拉到江北来的原因之一，许多更深刻的政令，以淮南都督府立场都不便去做，但是借助鼎仓则就没有这种问题。鼎仓是一个民资基础，但是官方经营，彼此互有制约，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债券承销机构，能够大大加强民财募集规模和效率。

而且一旦鼎仓得以过江，沈哲子便可以将众多由梁郡郡府掌握的经济资源并入鼎仓中，削弱郡府对於市场的干预。到时候，无论何人担任梁郡太守，那也就坐享太平富足。就算有人想要再用江东那些旧方法大肆侵占土地人丁，但想要真正获利的话，还需要受到多方面的限制。

未来的梁郡，乃是淮南与江东朝廷的缓冲地，所以沈哲子致力於将之打造为一个官民共营的特区。至於更往北的淮南本镇和豫南等地，他便不会再与民分利，而是要由都督府完全占据主导的先军基地。所以从这方面而言，梁郡也是一个包装甜美的陷阱，一旦人、资受惑於此继续北上，那就是来得去不得，会深刻感受到乱世中那种铁血作风。

淮南的现状，沈哲子与一众属官们讨论良多，主要还是集中在管理制度化。在不刺痛台中的前提下，将一些商贸和民政规定以淮南都督府军令形式颁行确立。这样之后，未来谁想违禁，那就真要试一试沈哲子符令法剑利或不利！

对於法规的创制，沈哲子手下如今也有人才，那就是今次随同过江的江夏李充。李充这个人，意趣本就悖於世风，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刑名之徒。至於时下所言刑名，倒也并非完全是指的信奉法家义理的人，而是指的凡事讲规矩、讲法度，不循人情，少於变通，所以是一个颇有贬义的词。

其实任何受过后世现代生活熏陶的人，到了魏晋这种放达年代，都可称之刑名之类。尤其沈哲子这种务实的作风，更是不折不扣的刑名之徒。所以许多对他看不顺眼的时人私下对他不乏抨议，言道他也是跟庾亮一类，都是外则玄雅，内则刻薄，表里不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