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将近，小户之家都是诸多家祭，行台方面自然也都是各种典礼云集。

哪怕沈哲子本身对这些礼节之类不甚感冒，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事情对人心安抚并彰显行台威仪确有效果，令秩序得以普罗大众、深入人心，可以说是惠而不费。

礼章之外，尚有许多德政搭配，其中比较显眼的便是大量屯户、罪户的放免。其实这些屯户与罪户，本身有什么罪过也实在说不清楚，更多的还是行台以法度为借口以增加控制人口的一个结果。

当然也不可简单的言之行台滥刑，具体到生民个人，从时下而言根本就不具备与行台这一庞然大物对话要求公允的力量，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便是那些能够集结更多愿声的乡宗豪强。

而跟这些所谓乡伦代表讲什么公平又或法度的严明，那就是把各种行政成本往无底洞里仍，根本就辩不出一个结果且不说，行台如果太拘泥所谓法理绳度而有所容忍的话，这一部分容忍的尺度便就会成为那些乡宗豪强壮大的资本，根本就不会惠及小民。

凡有制度，制度之内便无有真空，执政者就算体恤小民给民众留下一定生存空间，这一部分空间一定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加以压榨与攫取，而不会让民众们境遇得到真正改善。

所以乱世之中唯以重典才能尽快入治，类似今次西征弘农，弘农半数乡众几乎尽被编入罪户，但其中绝大多数真的尽数罪至於此?应该说他们也是受害者，他们也是受到了胁迫、裹挟。

但从执政者角度而言，问题又不该这么看。首先人口也是战利品的一种，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想要获得悠长的战争续航能力，就要以战养战，将战利品尽快利用起来。

其次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这不应该是说血统论，而是生民万物俱有一种路径依赖，一种懒於改变的惰性。

比如江东那些侨门世族，各种弄玄作虚已经搞得神州残破，到了江东仍然如此且还变本加厉。

从这方面而言，那些弘农乡众也未必就会比侨门世族多出几分认清现实的能力。就算行台不对他们强制征发，他们也不会过上人人有田足耕的生活，更大几率是转头再投乡境之中别家乡宗豪强，乡势仍然串结如初。

所以行台将之强制征发，除了尽快投用助战之外，也是为了最大程度粉碎那些将他们串联勾结的所谓乡伦乡情，让他们再次归於独立个体。

启泰三年末行台这一次方面规模极大，广及五十余万人丁、将近十万户的生民，这几乎是行台直接控制屯户、罪户等人口将近一半的规模。

这么大手笔的放免，其实早在年初便有迹可循，此前各种清查户籍、丈量耕地，其实也是在为此做准备。

虽然大规模的屯田劳役令行台拥有着庞大的动员力且积攒了不菲的元气，但这并不是一种常态的统治模式，尤其随着行台控制疆域越来越大，在这方面所付出的行政成本也越来越高，而且非常不利於疆土内的普遍开发。

要知道这些遍及中原各处的屯所也是行台的外派机构之一，也有着政绩的要求，而且行台在这方面的要求标准还非常严格。想要获得更好的业绩，便需要有更多的收成，侵占更多更好的耕地，搜罗更多的人口，这就是各地屯所基本行为逻辑。

行台本身对地方乡宗势力是提防打压，背靠行台这么一座大山，那些屯所们反而因此成为地方上一霸，强征暴敛也不是什么多出奇的行为。

若沈哲子还只是此前独限淮南一地的地方军阀，

对於这种行为非但不会制止，反而要鼓励，毕竟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力量才是真正的力量。可是现在他已经高为晋祚执政，就需要为整个社稷、为所有生民负责。若是王道之下生民过活较之神州沉沦的旧年还要悲苦，那么所谓的王业兴治便也没了意义。

所以大规模裁撤中原之地的军屯便势在必行，乡民各归乡土，恢复正常秩序。经过这么多年的清扫并兴治，最起码在中原之间已经不存在过分强势的乡宗势力敢於争抢这些获得自由的生民。

当然放免并不意味着彻底的不闻不问，原本的军屯人员顺势转变为覆及地方的税务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