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进，字文进，号静庵、玉泉山人，钱塘人，明代画家。早年为金银首饰工匠，后改工书画，以画供奉内廷，官直仁殿待诏，后因遭谗言被放归，浪迹江湖，擅画山水、人物、花鸟、虫草。山水师法马远、夏圭，中年犹守陈法，晚年纵逸出蹊径，卓然一家，为“浙派绘画”开山鼻祖，作品有春山积翠图、风雨归舟图、三顾茅庐图、达摩至惠能六代像等。

戴进，少年时当过银匠，打造金银首饰和其他工艺品，人物、花鸟、钗钏，精巧绝伦，技艺特出，戴进以此为傲，暗自得意，以为别人得到他的工艺品会十分宝贵，长久地珍藏下去。有一天，戴进在市上见一熔金者，所熔金器都是他精心制作的手工艺品，顿时“怃然自失，归语人曰吾瘁吾心力为此，岂徒得精意，将托儿不朽吾名耳。今人烁吾所造，亡所爱，此技不足为也。将安托吾指而后可人曰子巧托诸金，金饰能为俗习玩爱及儿妇人御耳，彼惟煌煌是耽，安知工苦能徙智于嫌素，斯必传矣。”戴进大喜，遂学画。明朝郎瑛七修类稿记载“永乐末，钱塘画士戴进，从父景祥征至京师。笔虽不凡，有父而名未显也。”可知戴进的父亲戴景祥即为职业画家，且颇有造诣，戴进长于绘事，有其家学渊源。比较这两种说法，以嘉靖时郎瑛之说为早，郎瑛还曾目睹戴进在西湖横村桥的墓碑，应该更为可信。但不管怎样，戴进出身低微这一事实，是史家所公认的。

据明代周晖金陵琐事记述戴进永乐初年到南京，将入水西门，转盼之际，一肩行李被脚夫挑去，莫知所之。文进虽暂识其人，然已得其面目之大都，遂向酒家借纸笔画其像，众聚脚夫认之，众曰此某人也。同往其家，因得其行李。永乐初年，戴进至多十七八岁，已有如此好的捕捉和记忆人物形神的能力，一方面显示了戴进在绘画上的聪颖天资，另一方面也说明戴进可能从小跟着父亲学画，刻苦练习，到这时已积累了一定的绘画经验。永乐初，明成祖尚未迁都，京城尚在南京，戴进随父进京，在宫中十几年，画艺大进，却并不得志，因而离开京都，回到杭州。

戴进在宫中被谗一事，在各家史籍中均有记载，说法各异，但他因为在绘画上的超群出众的才艺，引起了画院诸名家妒忌与排挤，这是确凿无疑的。据说镇守福太监向宣宗荐戴画四幅，宣宗即召集画院名家谢庭循等评其画。“初展春、夏，谢曰非臣可及。至秋景，谢遂忌心起而不言。上顾，对曰屈原遇昏主而投江，今画原对渔父，似有不逊之意。上未应。复展冬景，谢曰“七贤过关，乱世事也。上勃然曰福可斩”

戴进被谗之事，有人说发生在他四十岁左右，按郎瑛之说，戴进听到宣德帝发了“福可斩”的御旨，当晚就由徒弟夏芷帮助，灌醉庆寿寺的一个和尚，偷了度牒，削发假扮僧侣，仓皇出逃，归隐于杭之诸寺。以后，为逃避谢环的搜寻，又曾一度隐姓埋名，辗转漂泊到云南。岁末，就持自己画的门神，去各家出售。

也有一种说法是，戴进一共在北京城生活了14年，在54岁时离京返乡。据李开先中麓画品则记叙，戴进虽未能得到宣宗的赏识，但还未有马上离开宫廷，只是“寓京大窘，门前冷落”。而当戴进落魄之时，谢庭循则为当时所崇尚，为阁臣作大画，就把戴进请来代笔，后来此事被请阁臣知道了，便怒斥谢环“原命尔为之，何乃转托非其人耶”于是戴进无法在宫廷继续呆下去，遂辞归，临行时，礼部侍郎王直有送戴文进归钱塘诗相赠，曰“知君长忆西湖路，今日南还兴若何十里云山双蜡展，半篙烟水一渔蓑。岳王坟上佳树绿，林逋宅前芳草多。我欲相随寻旧迹，满头白发愧磋跎。”

从艺术成就上看，戴进是明朝“浙派绘画”开山鼻祖，他作品风格多沿袭了南宋画院遗风，戴进的创作，没有被传统所束缚，他的画用笔流畅，逐渐形成自己风格。他善于用浓淡水墨的巧妙变化，来表现“铺叙远近，宏深雅淡”的品格，既有南宋院体遗风，又有元人水墨画意，被推为“浙派山水首席画师”。戴进著名的作品有春山积翠图风雨归舟图三顾茅庐图达摩至惠能六代像等。

戴进晚年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故乡杭州及南京、浙东一带，仍以画画为生，关于戴进的结局，流行的说法是他晚景凄凉，以至“嫁女无资，以画求济，无应之者”，因穷困潦倒而死，终年七十五岁。浙江画派在鼎盛时期，形成了自己的支流江夏派，到了明代中叶后，江苏吴派开始统领画坛，浙江画派到了明末就逐渐退出了画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