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氏，本名正史无记载，一说为郑梦境，北直隶顺天府大兴县人，明神宗朱翊钧的皇贵妃，明恭宗朱常洵之母，明安宗朱由崧祖母。朝廷备选九嫔，明神宗册封九嫔，郑氏被封为淑嫔，位居九嫔第二位，其在之后的四年内逐步晋封为德妃、贵妃、皇贵妃，宠冠后宫长达三十八年之久。因王皇后无宠亦无子，且明神宗不喜王恭妃所生的皇长子，却加倍宠爱郑皇贵妃，并且有意立其子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继而导致了国本之争、妖书案、梃击案的发生。神宗命礼部置办册立郑皇贵妃为皇后的典礼仪仗，还未举行册立礼，神宗就驾崩了，太子继位，即明光宗，光宗命礼部继续置办，因受到内阁的反对而作罢。郑皇贵妃薨逝，谥号恭恪惠荣和靖皇贵妃，郑皇贵妃的孙子朱由崧在南京践祚，追尊祖母为孝宁温穆庄惠慈懿宪天裕圣太皇太后。
明神宗御皇极殿，传制册封九嫔，郑氏因姿色出众，受册为淑嫔，位居九嫔第二位，时年十五岁。明神宗谕内阁，淑嫔郑氏因孕，晋封德妃，是为九嫔中第一位封妃之人，遣定国公徐文璧、朱应桢为正使，大学士申时行、余有丁为副使持捧节册，册封淑嫔郑氏为德妃。明神宗在德妃册文中夸奖郑氏柔嘉玉质，婉嬺兰仪。至此，郑皇贵妃开始在万历一朝崭露头角。
郑德妃生下皇次女云和公主，明神宗大喜，不仅为女儿取名为轩姝，取朱家爱女之意，并当即要求取太仓银十万两，光禄寺银五万两来庆祝小公主的新生；备受宠爱的郑德妃第二次怀孕，明神宗遣定国公徐文璧，大学士申时行为正使，恭顺侯吴继爵，彰武伯杨炳，大学士许国为副使，各持捧节册，进封德妃郑氏为贵妃；郑贵妃生下皇次子朱常溆，小皇子不幸当日夭折，明神宗追封皇第二子为邠哀王，遣成国公朱应祯、大学士申时行持捧节册行礼，后安葬金山；郑皇贵妃生下皇三子福忠王朱常洵，大喜过望的明神宗命取太仓银十五万两，用以庆祝皇第三子出生。
皇帝对皇三子的偏爱超过了皇长子，使朝廷大臣预感到即将面临一个棘手的难题册立谁为太子册立皇长子常洛，还是册立皇三子常洵，是牵涉到“国本”的头等大事。
皇三子即将满月之际，内阁首辅申时行上奏明神宗，请尽快册立皇长子为太子，被明神宗以“元子婴弱”为借口，推迟两三年再行册立。大学士申时行等再次上奏，重申了早日册立国本于社稷有益，又针对明神宗“元子婴弱”的借口提出了解决方法，即可以先行册立之事，至于太子出阁讲学则可以推迟两三年再举行。明神宗对此只批示“遵前旨行”，并于是日谕礼部“贵妃郑氏，进封皇贵妃。”此旨一出，引来众人反对，户科给事中姜应麟上疏题曰贵妃郑氏以孕育蒙恩，但名号太崇，“其于中宫不已逼乎”且郑贵妃所生只为皇第三子，皇贵妃之名，位亚中宫，邻于正嫡，而皇长子之母王恭妃反居于其下，岂不长幼颠倒，伦理不顺。故请先册立恭妃王氏为皇贵妃，后及郑氏，并立皇长子为东宫。明神宗在看到此疏之后震怒，手颤不能御笔，以手拍御案几裂，贬姜应麟极边杂职，为广昌县典史。
吏部验封司员外郎沈璟亦上疏请求立储，并反对独封郑氏为皇贵妃，王恭妃亦该进封，以显示皇帝没有偏爱之嫌，明神宗怒命其贬谪三级，得行人司司正。礼部上疏，再次请立皇储，且并封王氏、郑氏为皇贵妃，明神宗不听。刑部山西司主事孙如法，在奏疏中对明神宗关于独独进封贵妃郑氏为皇贵妃，“非为储贰，因其敬奉勤劳，特加殊封”的解释，予以辩驳。他认为这是一种托词“天下之人但见恭妃王氏诞育元嗣，已及五年，是固左右宸居，朝夕奉御者也，岂毫无敬奉之劳而未闻有奇封之典。贵妃郑氏敬奉勤劳，积有月日固然，而何其一生皇子，即有皇贵妃之封也奇封之典贵妃能得之于皇子方生之日，而恭妃不能得之于五年敬奉之久此天下之所以不能无疑也。”他为姜应鳞、沈璟辩护，认为二人被贬，反而导致人心更加怀疑。二臣所说，不过是“重储贰”“定大本”，因为立嫡以长自有定分，希望陛下早定而豫教，与陛下“立储自有长幼”之意，正好相合。他们所说的“慎封典”“详大典”，不过是说，恭妃、贵妃都诞育皇子，贵妃不应该独封，希望并封恭妃，并没有阻止贵妃之封。这也和皇上所说“册封非为储贰”之言，并不违背。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把姜、沈二臣贬谪呢这正是天下之所以深深怀疑的地方。所以他主张，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将恭妃、贵妃同时进封为皇贵妃。
孙如法的奏疏，言词虽然和缓，气势却很凌厉，明神宗看了大为光火“立储定序已屡颁明示，孙如法不系言官，如何出位渎扰救护宫闱事体彼何由知好生狂躁。本当重处，姑降极边杂职。再有妄言者，重治如法。”皇帝一再严厉封杀批评意见，官员们只得缄默不响了。
明神宗亲御皇极殿传制，祭告奉先殿，遣定国公徐文璧、大学士申时行为册封使，持捧节册，册封贵妃郑氏为皇贵妃。郑皇贵妃的册文中除了官方文书用来夸奖后妃的词句之外，有两句是明神宗特意加上的“朕孳孳图治，每未明而求衣；尔肃肃在公，辄宣劳于视夜”。
贵妃郑氏生皇第三子朱常洵，进封皇贵妃，因皇长子之母王恭妃不得进封，且神宗一直拖延册立太子，朝臣疑心郑贵妃图谋立自己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便争言立储，章奏累数千百，皆指斥宫闱，攻击朝政，神宗概置不问。前后争吵长达十五年，使得无数大臣被斥被贬被杖打，明神宗身心交瘁、整个帝国不得安宁的国本之争，由此拉开序幕。
大理寺评事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四箴疏，对明神宗进行批评、劝诫，使明神宗大为光火。神宗于毓德宫召见辅臣申时行等人，对于疏中“溺爱郑氏，偏宠贵妃”的指责做出了解释，说“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小心侍奉勤劳”。在申时行再次提及立储之事时，明神宗又主动替郑皇贵妃做出解释，称“郑妃再三陈请”，只是自己认为长子犹弱，欲等其健壮再行册立之事。国本一事，事关重大，在有太后、皇后的情况下，本不应由郑氏这个皇贵妃向皇帝屡屡进言，故大臣们对明神宗的解释并不信服，认为这不过是皇帝在为自己因爱偏废，不愿册立长子的行为而欲盖弥彰，且希望借此为郑皇贵妃博取好名声而做出的努力。
郑皇贵妃在北京朝阳门外的东岳庙祈福立碑，碑文由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保礼部尚书王锡爵亲自撰写，但不知是出于有心还是无意，在碑文中竟出现了“皇三太子”的称谓。在东岳泰山与国本相关的几个碑刻中，王锡爵撰写的东岳庙碑是最早出现“皇三太子”称号的碑，这也是最早称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的历史记录。
乾清宫、坤宁宫被大火烧毁，明神宗先是移居毓德宫，后移居启祥宫，王皇后随之亦居住于启祥宫，但“中宫不复得时奉晏闲，惟翊坤宫郑皇贵妃及其他宠嫔侍左右”。皇后与皇帝同住于一宫，但是依然不得相见的情形，使得京中流言遍起，盛传中宫久病，侍卫不过数人，膳食服御，俱为明神宗裁减大半，王皇后渐渐抑郁成疾，大臣们怀疑，明神宗此举是想等待皇后病逝，好立郑皇贵妃为后，继而立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