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焕刚把计划锁进保险柜，助理就在外面急促地敲门。

“默多克又有什么新嘴炮放出来了？”唐焕神态轻松地问道。

“这是最新报纸的传真件。还有……”助理小心翼翼地汇报，“邓小姐回香江了，据说在飞机上一直流泪不止。”

听对方讲述前因后果的时候，唐焕拿着传真的手一动不动。最后，他才把传真重重地拍在了桌子上，“欺负女人算什么本事。看来这帮家伙太闲了，需要一些事情忙乎一下。”

“宋先生已经高升。离开新闻局了。”助理提醒了一句。

“那更好，我给好事者们找点正事做。”唐焕冷冷地一哼。

……

宝岛的媒体正热议着邓俪珺令人难以置信的身家丰厚，以及未婚生子、爱国之情缺失等等乱七八糟的话题，宝岛的政经界突然也发生了一场地震，有人把遮遮掩掩的台北十信不良放款迷局捅了一个大白天下。

所谓的台北十信，于1911年9月成立，一开始的名称叫做“台北信用组合”。当宝岛光复后，其由宝岛人接收、改组，并更名为“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也就是“台北十信”。

自1957年起，台北十信理事主席均由国泰集团的蔡万春家族担任，祸根就此埋下了。

早在1960年，由于蔡万春大量投资土地，台北十信陷入资金流动困难的危机。

不过，台北十信想出了一个好点子渡过难关，即发起了“一元开户”运动，在短短数月之内，其存款便突破了新台币一亿元，一跃成为全宝岛七十五家信用合作社当中规模最大与营业量最多的单位。

1979年，蔡万春中风退休，产业交由长子蔡辰男、次子蔡辰洲掌管。

蔡辰洲非常善于钻营，其通过萧政之介绍，拜得王昇为义父。

出身政工的王昇，可谓权倾一时，时任“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手下人员来自国_安局、外交部、新闻局、文工会等单位，势力伸入警总、国_安局、调查局，更有“王昇接班”说法开始传出。引得小蒋先生忌惮，在1983年将其流放至巴拉圭。

由此可见，蔡辰洲借了多大的势，其在1982年以高票当选“增额立法委员”，与刘松藩、王金平、洪玉钦、谢生富、李宗仁、李友吉、林联辉、蔡胜邦、吴梓、萧瑞征等“立法委员”，组成了“十三兄弟”派系。

他们这帮人以香格里拉大饭店17楼俱乐部为活动大本营，经常宴请财经官员，而且向官方游说“合作社的理事和监事可以无限制连选连任”，以及“信托公司可承办银行业务”等。

同时，蔡辰洲和他父亲一样，也将台北十信的大量资金投入房地产事业。

这个套路类似于香江那边发生危机的银行业一样，银行的控制者把银行当成了钱袋子，为了私人利益，把钱投入诸如地产这类利润更高的行业，结果把金库掏空了，只不过里面掺杂了更复杂的官_商勾结。

1983年初，台北十信不良放款的危机就已经显露出来了，可宝岛官方仅是给予警告，派员进驻辅导，并未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而实际上，台北十信放款总额已经达到了存款总额的102%，相当于企业的资不抵债了。

当这个涉及100亿新台币的经济犯罪事件摆到宝岛公众面前后，宝岛从上到下顿时集体失语了，那里还有什么闲心去八卦邓俪珺的事情。

几乎像旋风一样，台北十信各分社开始遭遇严重挤兑，数千存款户一生的积蓄血本无归，严重伤害了宝岛投资人的信心。

事实上，在宝岛经济高速发展的光环下，台北十信的疯狂放贷在现阶段并非特例，华侨信托、国泰信托、亚洲信托、第一信托等等金融机构，同样也是因为类似的问题岌岌可危、处于随时崩溃的边缘。

不难想象，小蒋先生的震惊和愤怒，达到了何种程度，当即下令严查。包括“经济部长”陆润康、“财政部长”徐立德、党秘书长蒋彦士、党台北市党部主任委员关中等等一系列大员丢了乌纱帽。

至于始作俑者蔡辰洲，则因利用人头贷款、串通其部属或假冒他人名义贷款等等违反《票据法》的刑事责任被捕，累计刑期达到670年。

蔡辰洲对此早有预料，有记者拍摄到，在被拘捕前，他便将自己豢养的七只大丹狗悉数放生，显然是做好了入狱的准备。

这一系列动荡，折腾得宝岛上下鸡飞狗跳，唐焕除了冷眼旁观之外，同时也向哪里的一些人脉传递消息，“空出了那么多的位置，可以往上爬了。同时宝岛经济领域必然重新整顿秩序，可以挑着一些目标下手了。”

……

本来唐焕只想静等宝岛局势发生变化，可上上下下的一帮人实在不开眼，总是拿邓俪珺来说事，他只好

至于始作俑者蔡辰洲，则因利用人头贷款、串通其部属或假冒他人名义贷款等等违反《票据法》的刑事责任被捕，累计刑期达到670年。

蔡辰洲对此早有预料，有记者拍摄到，在被拘捕前，他便将自己豢养的七只大丹狗悉数放生，显然是做好了入狱的准备。

这一系列动荡，折腾得宝岛上下鸡飞狗跳，唐焕除了冷眼旁观之外，同时也向哪里的一些人脉传递消息，“空出了那么多的位置，可以往上爬了。同时宝岛经济领域必然重新整顿秩序，可以挑着一些目标下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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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唐焕只想静等宝岛局势发生变化，可上上下下的一帮人实在不开眼，总是拿邓俪珺来说事，他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