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交会结束，接下来就是一个星期后的土地拍卖会，在要不要报名参加这一届的土地拍卖会，刘立杆和谭淑珍产生了分歧，刘立杆主张参加，谭淑珍认为应该放弃。

刘立杆说，其他的城市，我们可以放弃，在杭城怎么可以，我们浙江锦绣，缺席过哪一届的杭城土地拍卖会?

“大哥，现在是要活命的时候，不是争面子的时候，我们现在手里的土地储备，已经足够，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再去买土地。”谭淑珍说，“这样的形势，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帐上的资金枯竭，会要了我们的命的。”

“按你的逻辑，那我们连这次的房交会都不用参加了，更不用去拿什么最大的展位，那个，不也是在争面子吗?”

刘立杆说，谭淑珍愣了一下，不过她马上回过神来，她说:

“那个花的是小钱，是用小钱去博大名声，我们还博得起，土地拍卖能一样吗，那很可能会要我们的命的，大环境这么差，把钱变成土地容易，举举牌子就行，但要把土地变回钱，那就难了，真到了那天，可以说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除了任人宰割，就没有出路。”

谭淑珍坚持着自己的看法，她说着的时候，看到刘立杆不停地摇头，看得她心烦，说完了就叫:“别晃脑袋，说！”

“我觉得我们认为的，市场的钢需还在的判断是正确的，只要钢需还在，不管政策多么严厉，这个需求都会被释放出来，只是速度快慢的问题，而不是有或没有的问题，而且，从经验来看，所有的‘宏观调控’，最见成效和最严厉的，都是在前三个月。

“这三个月，最高层为了达到调控的目标和效果，政策会密集出台，而下面又会层层加码，传导到社会上，会带来寒蝉效应，但这种效应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递减的，人的心理也会产生疲态，所以我觉得，最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

“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候，还能坚持下来，接下去，也不会比这更差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到那么悲观的时候，不应该去想怎么活的问题，而是要想怎么活下去的问题……”

“这个有什么区别?”谭淑珍打断了刘立杆的话。

刘立杆说:“本质的区别，只想着怎么活，是被动的，消极的，是在穷於应付，而考虑怎么活下去，是积极的主动的，考虑怎么活下去，其实是考虑怎么活得更好，这是有选择的。

“我们现在手里的土地储备，你觉得还够，那是你站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但要是市场回暖，你还会认为我们的土地储备够吗?肯定是远远不够。

“我判断，因为这次房交会的结局不理想，这次的土地招拍挂会很冷清，土地的价格不会高，正好是我们可以进入的时候，我们如果在这个时候，以最低的价格拿下哪怕一块地，就可以摊低我们的土地成本。

“等到下次土地拍卖，我们有这地打底，就敢和别人抬价了，因为平均下来，我们的土地成本，还是会比他们大多数的公司低。”

“你说的这是理想状况。”谭淑珍说，“那要是下次的土地拍*这次还低呢?”

“不可能，我说过，最坏的状况已经过去。”刘立杆说，“还有，你看现在虽然房产销售惨不忍睹，但杭城的房价并没有如大家预期的在降价，为什么，说明每家公司还是惜售，惜售的原因是这两年形势太好，可以卖的都提前卖了，手上没有什么土地了。

try{mad1('gad2');} catch(ex){}　　“大家手上都缺土地，这在土地市场，也会形成钢需，土地招拍挂一年只有两次，他们可以缺席这次的拍卖会，顶多再缺席一次秋季的拍卖会，还能连明年的也缺席?那他就应该打铺盖走人，别留在这个行业了，等到大家重新进场的时候，地价可能便宜吗?”

“你让我想想好吗?”谭淑珍看着刘立杆说，“我承认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我要好好想想，还要算算帐。”

“好。”刘立杆点点头。

谭淑珍想了一个晚上，又在财务部待了一个上午，她走进了刘立杆的办公室，和他说，我们要去一趟香港，如果这次香港之行，能达到预期，我就同意这次拍卖会再出手，不然，你就是把我开除了，帐上的钱也不能动。

“去香港干嘛?”刘立杆不解了。

“去把我们现在能变现的东西变现了。”谭淑珍说。

刘立杆明白了，他问:“你是说杭城中心裙楼的租金?”

“对，我们现在手上能变现的，只要土地、房子和杭城中心裙楼的租赁权。”谭淑珍说，“总不能卖了土地去买土地，房子的变现现在也不现实，唯一能马上变现的，就是杭城中心的租赁权。”

“可是，这按照原来的意向书，不是今年下半年才签正式的协议吗?”刘立杆问。

“对啊，所以我们要去香港，不仅要求他们现在签协议，而且要求，把原来五年支付一次的租金，改成八年或十年，作为回报，我们可以允许他们提前进场，在租金上，也可以给予优惠。”谭淑珍说。

刘立杆说好，我马上联系，什么时候去?

“越快越好，要是没赶上土地拍卖会，就没有意义了。”谭淑珍说。

当天傍晚，刘立杆和谭淑珍就去了香港，这次的香港之行很顺利，把五年改为十年，这个本来就是对方需要的，作为一个大商场来说，没有连续十年以上的经营，是赚不到钱的，虽然十年租金一次支付，他们的资金成本提高了。

但反过来，这十年提前支付的租金，等於是把他们十年的经营成本锁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