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候中国出了王阳明，提出了心学。不过心学在中国并没有大行於世，反倒在是在岛国日本获得关注。因为日本人关注、推崇，所以某个中国领袖也就推崇。梁启超甚至提出，中国只有两个半圣人，就是孔子、王阳明和曾国藩。王阳明做圣人已是可笑，说曾国藩是半个圣人就是搞笑了。

梁启超的时代，中国成了列强的玩物，事事皆差，读书人失去理智，说一些不靠谱的话情有可原。其实何止是梁启超，有人提出要用拉丁文代替汉字，有人提出中国事事皆差，应该全部废掉学西方。就连鲁迅，也是以批判中国的国民性为业的。其实中国的国民性有什么问题?是统冶者太差罢了。

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批判者。他们说的话有的对，有的错，但是都是唤起民族觉醒的良药。正是有了他们，才能够唤醒更多的革命者。我们也不应当夸大这些批判者的作用，他们中的很多人，就仅是批判者罢了。

当时间过去近二百年，经过批判者、革命者、建设者的辛苦努力，我们终於有机会，也有条件重新审视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不同。在这种时候，不能够正确认识这一点，就显得有些不合格了。

说中国历史上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是不对的，中国未必会有资本主义。说宋朝是中国的极盛之世，应该没有太大的错误。这种极盛，是文明上的，而不是简单的经济或军事。

说西方的哲学大家在文明的征程上，大约相当於中国的唐宋时期，很多人是不服气的。在他们眼里，康德、黑格尔和萨特，他们的思想多么伟大，提出的观点多么鲜明。甚至有的人开口康德，闭口黑格尔，装出来一副很高深的样子。可以肯定，他既不懂康德，也不懂黑格尔。就像他批判朱熹，批判陆九渊的时候，他们既不懂朱熹，也不懂陆九渊一样。正是因为不懂，可以把这些人的书读熟了，装作很懂的样子。

宋朝之后，佛学在中国，在思想层面上登堂入室。说明了中国文明在那个时候碰到了困境，读书人不得不寻求旁门左道，去解自己之惑。那说明的不是中国文明的进步，是说明中国思想在那个时候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难题，不得不到别人家的思想里暂时逃避，期望找到启发。

现在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最喜欢的就是研究心学和佛教的禅学。甚至有学者自认为自己研究得很精深，说到得意处喜欢说一句，我到某某禅师面前，可以问他一句，我悟了否?不知道某某禅师怎么回答，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你是到佛跟前问一句悟了否，佛肯定告诉你没悟。

佛是另一种文明。你研究中国哲学，去问和尚甚至问佛，你怎么可能悟呢?

研究心学的，都逃不过一个事实。心学在中国不流行，是在日本流行之后又传回中国，才被一些人捡起来。不是说心学有什么问题，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这个学说适合日本，不适合中国。强说什么心学智慧，有伟大意义，都只能拿明治维新来举例子。特别推崇心学的校长，只能跑到小岛上去。

人是按概率分布符合统计学规律的，也就决定了，越是正确，理解赞同的人越少。人的思想、认识都是一条分布曲线，越是靠近中心，与你理解的人越少。这不能改变，也没有什么办法。

但王宵猎不需要理会这些，因为他在宋代，没有人跟他强哲学发展的问题。在经过多年之后，确认了自己的思想正确之后，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做就行了。

西方文明需不需要学习?当然需要学习，而且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不是因为中国被打败了，被欺负了，而是他们的很多东西都是正确的。

为什么说西方古典哲学相当於中国的唐宋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习?这就跟说宋朝比辽、金发达，为什么却打不过辽金一个道理。不相关的事情，何必强行比较?

学习的前提，是知道学的是什么。就像在美国教哲学史，先讲亚里士多德、拍拉图、苏格拉底是正确的，但在中国教哲学史，先讲这三个人，就绝对不正确。因为这个顺序说明了，老师自己也不懂这三个人。

世界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化，简单化了就会犯错。所谓胡子眉毛一把抓，是不行的。

王宵猎在这个世界应该怎么做?学着历史， 西方怎么做，自己就怎么做吗?当然是不行的。西方的文明进程只到这个阶段，生产力进步而已。生产力也只是决定生产关系，决定不了文明。不同文明下即使是相同的生产关系，也必然会有不同的面貌。根据西方理论施政就更是天方夜谈，他们还没有能力整理出清晰的理论。

这是一条没有人开辟的道路，王宵猎需要自己去趟出来。

仅仅做一个能臣，做一个帝王，甚至做一个明君，需不需要这样做?不需要。哪怕就是抄历史，纵然抄错了，生产力的进步也可以打败所有的人。做一个成功的人，既花开酒地，美女在怀，又被天下人歌颂，并不难。

但是，如果只是做一个成功的人，需要我来做什么?放眼这天地，大部分人都可以。我既然来了，当然不一样。

别人能做到的，让别人去做就好了。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不一样。就是要做到，除了我之外，换一个人绝对不行。一个人要有价值，这就是我到这个世界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