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帝与先帝不同。

为与先帝自行区分。反其道而行之，做一有道明君。於是，新帝自继位以来，虽低调到未改年号。然却憋着一口气，准备干几件轰动天下的大事。从此名着青史。

首当其冲，铲除十常侍。

除去沽名钓誉。此，亦是稳坐皇位之必须。

作为先帝身旁近臣。以被先帝唤做阿父与阿母的张让、赵忠为首，十常侍朋比为奸，把持朝政。陷害忠良，敛财无数。说是天怒人怨，亦不为过。稳坐社稷第一毒瘤。

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迅速坐稳皇位。没有什么，比树立一个人神共愤的仇恨目标，更行之有效。

只需新帝下定决心，铲除十常侍。外戚、党人、宗室，乃至满朝文武，朝廷内外，皆会迅速向新帝靠拢。若事能成，天下人自无不拍手称快。

且先帝自身，亦有迫切所需。

十常侍把持宫中内外，诸多大权，新帝饮食起居，皆出十常侍之手。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代新人换旧人。新帝不可能将自身安危，拱手让於十常侍。事关生死，新帝必要辅立新人。

换言之，铲除十常侍，不仅能助新帝掌控南北二宫，自身安危。更能令新帝坐稳江山。把控天下。於公於私，於己於人，皆是重大利好。

此，正是新帝重用以黄门少令左丰为首的中黄门、小黄门的根本原因。

当然。左丰与蓟王相交莫逆，世人皆知。重用左丰，亦有笼络蓟王之意。

曾与蓟王颇多类似。同为诸侯国主的新帝，内心其实很清楚。能从楼桑村少君，一路晋升为王。拥千里之土，八百万民。蓟王一路走来，有多不容易。

更可贵的是，蓟王恪守臣节，从未有非分之举。且仅凭先帝临终之言，便力排众议，兄终弟及。扶立自己为帝。须知，合肥侯与蓟王，从未往来，甚至素未蒙面。双方根本没有利益关系。

更何况，从个人得失角度而言。新帝为合肥侯时，惨淡经营，别无余财。蓟王若与何后暗中交换。扶立皇长子登基，获利何止百倍。远超四县之地。

之所以将皇天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大汉帝位，双手奉上。完全不计个人得失，自是忠臣之举。

且功成即身退。全无留恋，别无不舍。坦荡如此，新帝又如何能不敬重。

互相妥协，各取所需。乃谈判之真谛。为稳住利益攸关之各方，暗中交换是必然。废史立牧，便是新帝继位后的无奈之举。何进放出董卓、何后放出何苗，董重放出曹操、孙坚，皆是觊觎大汉各州之地。

废史立牧，最好的借口，便是群盗蜂起。为便於募集粮草、兵士，军政大权一手抓，自是常理。一般蟊贼本不至於此。奈何白波、黑山势大，州郡不能敌。唯重设州牧，合一州乃至数州之力，战而灭之。

大势所趋。於公於私，皆成无奈之举。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正当并州牧董卓厉兵秣马，磨刀霍霍，准备一战成名时。

忽闻蓟王传檄天下。

众人这才醒悟。自白波贼酋郭太授首，主事之白波四将，皆出身蓟王门下，乃幕府游缴。所谓忠臣义士。先前恪尽职守，为主尽忠。后追随郭太，浪迹江湖，为友守义。於是在时人看来，四人德行无亏，自是义士无疑。

蓟王既往不咎，重纳门下。更显回肠荡气。足令人称道。

於是乎。白波谷，大营。

杨奉、李乐、韩暹、胡才，与一众别帅，齐聚一堂。

蓟王檄文，便摆在大堂正中。高悬在屏风之上。

大字不识，亦无干系。自有人交头接耳，细细说来。

须臾，杨奉居高下问:“此事，诸位以为如何。是战是降，尽可畅所欲言。”

见李乐、韩暹、胡才三渠帅，正襟危坐，不置一语。着实等不及，便有别帅起身言道:“禀渠帅，蓟王一诺千金，今又传檄天下，自然当一万个真。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