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登言道:“徐州四战之地。非六雄不可守。陶使君唯恐兵乱频繁，延祸百姓。故欲举州托於明主。蓟王，当仁不让。奈何叔侄相争，天下三分，多为掣肘。不得已，唯行虚与委蛇之策。”曲线救国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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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之事，我已尽知也。”麋竺出身豪商。趋利避害，自有心得。乱世之中，兵马称雄。能与二袁匹敌者，必是六雄之一。或有人言。乱世枭雄曹孟德，必强於傲视桀雄吕奉先。

陶恭祖，何不举州托付曹孟德。正因着眼点不同。谓家国天下。陶谦所虑，於家於国，皆有大利。遣二子北上，入学太学。乃为将家门，庇护於蓟王羽翼。天下必为蓟王三兴。群雄割据，犬牙交错，於蓟王最为有利。若曹孟德，兵不血刃得徐州。坐拥二州之地，实力超然，群雄再无可掣肘，乃其一。

更加徐州四国，皆为王太师易相所夺。四国相皆出门下朋党。以长子王盖为首，悉听命於王太师。且吕布亦出王太师门下，曾手刃贼臣董卓。将徐州托付吕布，四国相，必无怨言。若私授曹孟德，四国相必裹挟吕布，兴兵作乱。兵祸骤起，徐州四国一郡，断难保全，是其二。

更有甚者。徐州让於吕布，缓兵之计成。关东二雄相争，必旷日持久，断难速决。待蓟王班师凯旋，河北五州，尽数归心。一统河北。那时，只需一道诏命，天下传檄可定，为其三也。

如先前所言。西域诸国林立，各自为王。於大汉最为有利。

关东亦如此这般。群雄割据，於汉室三兴，最为有利。但凡一支独大，必攻灭群雄，一统关东。那时，与蓟王隔河对峙。必不肯，轻易投子认负。更有甚者，江东局势，尤胜关东。一江之隔，交扬二州，悉数为合肥侯所得。更加江东豪强，为求名正言顺，洗去“宗贼”恶名。得据土人雄袁本初作保，纷纷投靠合肥侯麾下。江东豪族，出仕朝野。宰分田地，交割利益。类比今汉立朝之初。自天子以降，江东利益集团，正迅速构建上层建筑。

合肥侯，毕竟曾即位为汉帝。大义虽疵。然瑕不掩瑜。再者说来。放眼望去，三家汉帝，皆有参差。合肥侯，被窦太皇《废帝诏书》所废，然诏书存疑。史侯被贼臣董卓所废，董侯乃贼臣董卓所立。贼臣擅自废立，亦是“名不正而言不顺”。

三家默契共生。老大不说老二。五十步甭笑百步。乌鸦毋笑猪黑。一切，全凭实力。

退一万步说。三家毕竟，同气连枝。皆出河间一脉。隐隐约约，亲疏有别。

叔侄联盟，共抗河北。并非无稽之谈。

除去前后汉室之争。亦是爵民并世家，新旧阶级之争。更是封建文明，走向之争。

蓟王非不欲三兴。而是兹事体大，不敢轻举妄动。稍有不慎，为叔侄公敌。轻则分割江山，重则九州崩裂。毋需五胡乱入，华夏自乱。大统一时代，一去不返。

一言蔽之。大河文明，先定河北。

正因河北权重。故当王太师，割肉饲虎，狐虎之威。命蓟王兼督四州。关东世家，切齿生恨。恨不能“啖其肉，寝其皮”。这才有甄都，上公之争。

再深思。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王者见王”。因出身立场不同，故人各有志。无从论对错。无端杀一人，必得罪一群人。所以。阿母言，自家，众家，皆一家;恩师言，寒门、豪门，皆百姓。

蓟王以杨阿若作保，请来六姓家主。“杯酒化干戈”，

“七宴收六豪”。足可令河西大姓安心。杨阿若以身家性命，为六家作保。六家又以阖家老小，为河西大姓作保。观蓟王行事。便可知，《蓟法》一视同仁，必不会有失偏颇。

此举可比，天下瞩目，女科春闱。即便殿试入闱者，皆是大家闺秀，名门贵女。蓟王亦欣然纳之。毋有异议。

兼容并蓄，包罗万种。家国同构，察科双轨。和合共融，大统一。才是儒学之真谛。

吕布此来，本就为收买人心。

徐州官吏，多出州中豪族，自是重中之重。再不能比，救人於水火，更令其心悦诚服。故对麋竺、陈登所请。吕布有求必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