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入唐的胡人或是各自出身不同的部族，但他们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逃离了原本的部族环境而投身於大唐国境之中，借助大唐所提供的庇护摆脱过往加於其身的酋长邦主控制。

以往大唐在这方面管控乏力，各方入唐的胡人也是络绎不绝，这本就是在削弱周边诸胡势力的一个过程。现在大唐立法分明，对入唐诸胡的管控更加严格周详，一定程度上也遏阻了诸胡入唐的风潮。

对那些颇具势力的周边胡酋们而言，他们非但不会觉得大唐各项治胡律令的颁行过於严格苛刻，甚至心里还隐隐希望这方面的律令能够更加的酷厉一些。

毕竟这些政令只在大唐国境之内实施，并不会覆及到他们各自的部落领地，无论再怎么严格，对他们的触伤都少，更可以此证明大唐也并非法外的乐土，让部众们不再热衷於逃散入唐。

早年大唐每有征战需要征召周边胡部势力，甚至还会下令州县官府驱逐境内的逃胡，并勒令禁止招纳胡人奴婢。

如今国力不同以往，姿态不需要做到那一步，但加强对境内胡人的管理，其实也是对周边诸胡部势力的一个示好。

决定脑袋的从来只是屁股，却从来不是种族血缘，那些胡酋邦主们绝不会对入唐胡人的处境不妙而感觉到同情与悲愤。

在这长长的宾胡助战名单中，李潼发现了一个比较古怪的存在，指着名单中一个字号有些讶异道：“倭国使者还没有离境归国？”

倭国向大唐遣使也是颇有渊源，不说更久远，最近一次就是在开元七年圣驾转到洛阳、重点处理与新罗的纠纷时，倭国遣使抵达洛阳。

虽然后世有关倭国遣唐使的研究颇多，但在当下这个时代中，倭国在大唐的朝贡体系中存在感实在不强烈。

一则是倭国本身的势力不足可观，最大的手笔就是在大唐攻伐百济的时候，倭国助战百济，结果就是在白江口一战被刘仁轨打得大败亏输。也是出於对三韩问题的重视，大唐才在白江口一战后特意遣使倭国加以训斥。

二则就是地缘环境使然了，如今的大唐疆域野心还仅止於陆地，更热衷於同大陆上的强权势力争锋对抗，但对海外的邦国势力则乏甚热情，还没有产生什么征服欲。

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一时期倭国遣唐的使者素质猥下，对大唐的风物礼仪与文化所知甚少，即便有所交流，往往也都是鸡同鸭讲，交流的效率低下至极，所以朝廷往往也都懒得应付。

包括开元七年倭使入朝，李潼也并没有正式召见，只是责令鸿胪寺负责接洽，至於究竟交流了什么，他也早已经抛在了脑后，起码是不足以对时势产生什么影响。

但也不得不说，倭人虽有各种劣性，但学习能力是真的强。

历史上几次遣唐使都乏甚成绩，可是到了开元年间，对大唐的风俗礼仪文化便有了深入的了解，更涌现出汉名朝衡的阿倍仲麻吕这样出色的遣唐人员，在大唐士林中都享有不低的声誉，同当时的士林人物也缔结了不浅的友谊。

李潼作此发问，是因为在名单中发现了倭国的身影，倭使粟田真人上表朝廷，以武士三百人请求参加大唐攻灭突厥的战事。

如果不是因为名单中有出身标注，李潼看到这名字的一瞬间还以为自己恍惚间又穿越到修真界面。略作回忆才想起来开元七年的倭使同样也是这个名字，所以才有此问。

宋璟闻言后便起身笑语道：“倭使的确没有离境，开元七年入朝不得召见，又因彼时同新罗颇有开战气氛，不敢循渤海航路离境归国，便南下扬州盘桓未去。闻知圣驾将要再赴洛阳，倭使便自扬州重返洛阳，早月余之前便已入城，几番递告表书，但臣别事缠身，也未能抽身接见。”

“倭使入国几员？此番助战三百员，莫非已经是使团全部？”

李潼闻言后又笑语问道，而宋璟也没想到圣人会对这海外倭奴国如此感兴趣，并没有将倭国人事相关记在心中，归案翻阅片刻才又开口回答道：“圣人所料不差，倭使入国员众三百零八人，逗留扬州时老死三人，此番奉表助战，应是其凡所扈从尽数列甲。”

听到这回答，李潼更是一乐，区区三百人甚至凑不成一个营，说句不好听的，可能某一场斥候游击的遭遇战就能直接被干掉团灭。

但势力虽然不大，这份态度却是满满的殷勤赤诚，李潼於是便又问道：“如此殷勤表现，想是诉求不小，倭国此番入使，所求究竟何事？”

这一次宋璟倒不需要再归案补课，开口回答道：“倭使之所诉求，一在倭国名号猥琐不文，恳请圣人另作封赐，二在其国民愚不知礼，恳请朝廷能够招纳其国贵胄入国学受教，三在恳请朝廷赦免流亡其国百济残众悖逆之罪。”

倭国这个名号自汉时便有记载，后世更挖掘出东汉光武帝赐封倭奴国王金印。往年倭国封建不兴、制度全无，这样的名号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可是随着上层人物智慧渐启，便渐渐的有些瞧不上这个旧号，所以屡屡请求大唐能够更改其国名封号。

李潼对倭国历史了解不多，只知道眼下大体应该处在所谓的奈良时代，至於日本这个名号的来历也是不甚了解。后世倭国渐强，倒是颇有考据论证日本这一国号并不来自大唐之所赐封，而是其国本源诞生。

但无论倭国自己怎样叫法，眼下想要在国际上获得存在感，也只能诉求於大唐，大唐称你是倭，那也自然只能是倭。

抛开这个国号问题不说，对於倭使后续两个诉求，李潼倒是颇有想法。

他对眼下便征服倭土、封远建制倒是没有太强烈的期待，不过文化上的输出倒也可以进行，如今国子监的留学生品类数量不少，再增加几个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至於说赦免逃亡倭国的百济遗民，也足以体现出倭国悠远流长、欺软怕硬的国民本性。

白江口一战之前，倭国自是不可一世，认为自己海外雄国、需要亮一亮臂膀，甚至想干涉三韩局势，就连倭国君主都想来一把亲征，结果还没出征就挂了，没能看上一眼自家战船被烧火焰是多么灿烂。

白江口一战结束后，倭国便彻底安顺下来，不断频频遣使谢罪，对大唐在东北的经略动向也是分外关心。

此前大唐在与新罗交涉过程中重建了熊津都督府，再次收回百济故地。这还没有对倭国产生直接的威胁，倭国便忙不迭入使恳请朝廷能够赦免其境中百济亡众，唯恐被这些百济人连累将灾祸招惹到本土。

眼下的李潼也的确无意於更向海外经略，总得给后代留下一点事情去做。若后世子孙不够给力，那即便搭好一个事情框架，也无非劳民伤财的一代之政。

但话虽如此，李潼也想试探一下倭人的承受底线在哪里，略作思忖后便说道：“百济残众凶悍难驯，为逃法律制裁竟然逃遁海外，倭主贸然纳之，焉知是福非祸？

其国与我虽旧有隙，但近年所持宾服姿态亦甚恭谨，不忍见其养患国中而不加施救，着令有司与倭使计议於其国远滨择地设府、圈管百济逃亡之众。若事不行，亦不必强令，来年其国因此滋乱，勿谓言之不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