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原本在阿拉贝拉很模糊的“上下城”分别，开始逐渐清晰。

人们开始以住在下层为耻辱，以脱离下城为荣耀。

人们有意地穿着与下城人有区别的服装，使用有区别的物品，作为“划分”。

很多人，忽视了实质上是那些商人在剥削工人。

需求，也出现了。

一举两得。

而从下城崛起的商人们中，也并不都是那种以出身为耻的人，有不少并没有做过什么错事的人，在经受莫名指责之后，也自然地在脑中划分上下城。

然后......买东西，会有选择地去出身自下城的商人那里购买，工作，也会去出身自下层的商人们那里去工作。

出了什么问题，商人们也会转移矛盾，明明是商人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压榨员工，他们会说成来自上城人的迫害和歧视。

原本是金字塔一截一截上下式的剥削，在商人们使用各种说法之后，认同的人们认同了，认为压迫自己、导致自己不幸的是处於上层的商人们，而是与自己处於同一层的外来者。

不认同的人在其他人反反覆复地呼声之下，也被转移了部分的注意力，就算知道到底是谁在压迫自己，也因为损失了注意力而难以尽全力，甚至但他们明确目的行动时，还会被那些认同了误导的人阻挠。

这，还是最低级最简单的一种应用。

地域的划分、血脉的划分、职业的划分，商人们一一地在各种有区别的事物间挑起矛盾，制造需求获取利益的同时，转移他们的注意力，转移自己会受到的嫉妒和威胁。

尽管不能完全消去，但是从10变成4甚至3还是值得让他们欣喜的。

就像......

那位隐秘教宗大主教分化他们这些主教互相争斗，以哪个主教取得了资源作为挑拨，从而隐去他们自身从原本主教们应得的资源中多拿取了不少的事实。

而戈尔自己，也很是熟练地运用着这种分化。

但是，他也很清楚，这种分化的手段，是会强化一个概念的。

派系。

商人们会利用工人，强化工人身上的各种不同特征，不同地域就是不同派系，不同职业就是不同派系，不同性别就是不同派系.......

派系之间会互相争斗，互相对峙，工人们会忽略资源的掌管者，那些商人们到底从他们本来应得的利益中拿走了多少。

原本搬货上船的工人应该得到10，把货运来码头的工人应该得到9，但是最后前者只得到了5，后者只得到了4，商人们挑起两者的矛盾，让他们去想——

后者中，满意的会想:搬上船的很累，拉到码头不算累，低一点也可以。

后者，不满意的会想:凭什么搬上船就能够得到5，他们用拉到送到码头来就只有4?

前者中，不满意的会想:凭什么搬上船那么累只有5，他们用车拉到码头都能得到4?

前者中， 满意的会想:搬上船比拉过来累，报酬高出一些是对的。

从始至终，他们都忽略了“到底应该得到多少”这个真正的核心问题，而被商人们设定的矛盾，围绕“搬运和运输到底应该谁报酬多”这个假核心来讨论甚至争斗。

从蔷薇教会吸纳贵族这种手段开始，他很确定，蔷薇教会一直在吸收各种有用的手段。

在他的调查里，蔷薇教会的女性信徒在卡特西亚，比起在其他国家地区都要多。

而西陆部分，虽然蔷薇教会整体的信徒比起东陆要少，但女性信徒的比例又比东陆要更高一些。

为什么戈尔会关注这些事情?

因为，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情况——

哪个教会的信徒多，哪个教会的非凡者就会更多。

这种状况是他始终注意各个教会信徒情况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