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朱由崧手上没有可用之人，窥得上意的马士英便把阮大铖推荐给了朱由崧，但这就捅了马蜂窝了；不过，对于东林党人认定的阮大铖就是阉党、启用阮大铖就是为阉党翻案的说法，朱由崧是不认可的。

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石巢、百子山樵，其人美髯须，民间又称“阮胡子”，极具才华，是明季著名的才子；而且一开始，阮大铖是东林元老高攀龙的门生，又与东林烈士左光斗是同乡，故阮大铖早年也是东林少年；此人品格固然不甚了了，但与他是不是阉党，又是不是罪大恶极却是两回事。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春，吏科都给事中出缺，按序应是阮大铖当迁，左光斗遂招其前来上任，哪知道当时东林首顾宪成及骁将星、高攀龙、杨涟等人以“察典”将近，即将与齐、浙、楚三党及魏忠贤展开大战，而天启三年的“癸亥京察”斗争中东林损失又颇大的缘故，准备任用更近东林核心的魏大中来当这个吏科都给事中。

结果一番操弄后，将阮大铖补去了工科，官场上一步慢那是步步慢，由此导致阮大铖与东林结怨；阮大铖请求左光斗出面干预无果，一怒之下就走了魏忠贤的门路。

应该说，阮大铖当时确实并无实质性的助阉党之劣迹，基本只是求官而已，此种行径，盖为明季官场之常事，就是东林人士亦甚精通，且所谋官职之大、涉及面之广几近匪夷所思，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譬如崇祯十四年1641年，前首辅周延儒之再次被召复登首辅之位，便是复社领袖张溥合朝野之力，勾结“逆案”要犯冯铨，以白银六万两一说二十万两买通太监与田贵妃，历时两年的运作结果，这其中，也有阮大铖贡献的一万两银子和气力；而冯铨者，乃魏忠贤义子，是其手下的头面人物，著名的魏家阁老。

同是勾结阉党，贿赂太监和后宫去买官做，而张溥替周延儒这个著名大奸臣买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可依然是正人君子的领袖，阮大铖只是想索回其当得之职，便成了一辈子的阉党走狗，一般事体两样结果，何也

庄子曰“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果然窃国者仁义存焉，信矣。

阮大铖通过魏忠贤门路得官后，又畏被东林围攻，不到一月即辞官归乡，旋即被召回任太常少卿，数月后又乞归，是以在朝时间极短，即便他想做什么坏事，也做不得多少。

魏忠贤被崇祯击垮后，阮大铖当然明白魏忠贤集团肯定是完了，可他对本朝“党争”之来龙去脉甚为清楚，崇祯是否会因此对“党争”各集团一并打击，却一时间吃不准。于是他写了两封疏，其中一份独攻魏忠贤集团，一封则叫合计七年通内神奸疏，写泰昌元年到天启七年间的整个党争过程，并攻东林党和魏忠贤集团的党争，他将两书送到北京友人杨维垣处，要杨维垣看大势所趋而递交其中合适的一封。

谁知当时杨维垣恰好指责东林与魏忠贤集团同为邪党，正与东林党人、编修倪元璐互攻，一见到阮大钺的奏疏自然喜出望外，于是选了能帮自己忙的合计七年通内神奸疏呈上，结果自然是满朝舆论大哗。

要知道当时朝中之东林几为魏氏一扫而空，新君崇祯继位后扑杀魏党，东林诸公均寄希望于籍崇祯之力东山再起，在这个关键时刻，阮大铖却指控东林集团和魏忠贤集团均是通内乱国的党争派系，若阮氏此疏得用，则非但大批在野东林人士仕途复起之望就此断绝，就是在朝孑遗者亦处于随时获罪的境地，而东林党孜孜以求重掌大局之心就更别提了，势必全盘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