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这家咖啡馆里认识科莱特的。”他突然对我说。
我很想问他一些问题，跟他谈论她的几张照片，我已在红色练习簿上为这些照片编目：
科莱特，多瑙河村十二号。
撑阳伞的科莱特
科莱特。庞普洛纳海滩。
科莱特。瀑布街的楼梯。
我最终说：
“很遗憾，我没能在当时认识你们……”
他对我微微一笑：
“但您当时还在吃奶瓶呢……”
他指了指我拿在手里的牛奶杯。
“您等一下……别动……”
他把禄来福来相机放在桌上，按下按钮。现在这张照片就在我旁边，在他那天下午拍的所有照片中间。我抬起的手臂和握着杯子的手指在背光中显现出来，可看到后面有咖啡馆开着的门、人行道和沐浴在夏日阳光中的街道，在我的记忆中，我母亲和我曾在科莱特·洛朗的陪伴下走在相同的阳光中。
＊＊＊
晚饭后，我陪他回到摄影室。我们兜了很大一个圈子。他对我说的话比平时要多，并首次对我确切地提出事关我未来的问题。他对我当时的生活条件感到担忧。他回忆起他在我这个岁数时在巴黎过着不稳定的生活。遇到罗伯特·卡帕使他得救了，否则的话，他也许没有勇气从事他的职业。另外，是卡帕把从事这种职业的方法教给他的。
已过了半夜十二点，我们还坐在迈内大街的一张长凳上交谈。一只指示犬[1]独自在人行道上走着，走得很快，它走到我们跟前用鼻子嗅着。它没戴颈圈。它似乎认识冉森。它跟着我们一直走到弗鲁瓦德沃街，先是离得很远，后来又走到近前，在我们旁边走着。我们走到摄影室门口，冉森在各个口袋里寻找，但没有找到钥匙。他显得疲惫不堪。我觉得他当时喝得太多。我给他开了门，用的是他交给我的备用钥匙。
他在门口跟我握了手，并用庄重的口吻对我说：
“谢谢您为我做的一切。”
他用有点模糊的目光盯着我看。他关上了门，我没来得及对他说，那只狗已跟着他溜进了摄影室。
＊＊＊
第二天，我在将近十一点时打电话到摄影室，但没人接。我发出冉森和我约定的信号：在铃响三次后挂上电话，然后再次拨号。我决定去那里把整理照片的工作了结掉。
跟平时一样，我用备用钥匙打开门。那三只手提箱消失了，消失的还有挂在墙上的科莱特·洛朗的照片以及冉森和罗伯特·卡帕的照片。在低矮的桌子上，有一卷待冲洗的胶卷。我在那天下午拿到德朗布林街的商店去冲洗。几天后我去那家商店，看到在交给我的纸袋里放有我们在巴黎散步时冉森拍的所有照片。
我清楚地知道，从此之后，不必再等他了。
我在中二楼的壁橱里寻找，但里面什么也没有，没有一件衣服，也没有一只鞋子。床上的被单和被子已被拿走，床垫上空无一物。烟灰缸里没有一个烟蒂。不再有酒杯和威士忌酒瓶。我活像一个警探，在搜查一个长期受到追查的嫌疑犯的摄影室，我心里在想，搜查毫无用处，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此人曾住在这里，连一个指纹也没有。
我坐在长沙发上，一直等到五点钟，同时在查看红色练习簿和索引。看来冉森已带走练习簿和索引的副本。也许妮科尔会来按门铃，我必须对她说，从此之后，我们等待冉森只会白等一场，一位考古学家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会看到我们俩坐在长沙发上变成了木乃伊。弗鲁瓦德沃街将会是考古发掘的地方。在蒙帕纳斯公墓的角上，将会发现默剧演员吉尔变成了塑像，还会听到他心脏的跳动。而放在他身后的磁带答录机，将会放出他用金属般清脆的声音录下的一首诗：
魔鬼和奇蹟
阵风和潮汐[2]……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昨晚一直跟着我们并在冉森没有察觉的情况下溜进摄影室的指示犬后来怎样了？他是否把狗带走了？今天我想到这个问题，心里在想，那只狗是否是他养的。
＊＊＊
我后来回到过摄影室，是在傍晚时分。阳光的最后一个光斑仍滞留在长沙发上。四壁之间热得透不过气来。我把门上的玻璃窗稍稍打开。我听到树叶的飒飒声和街上行人的脚步声。我感到惊讶的是，来往车辆的嘈杂声在唐费尔-罗什罗广场那边已经消失，彷佛冉森留下的人去屋空的感觉如同同心圆的波浪一样向外扩散，彷佛巴黎渐渐人迹稀少了。
我心里在想，他为什么没有把他要走的事告诉我。但有几个迹象清楚地暗示他即将离开：他拍摄了拉斯帕伊大道那家旅馆的照片，他散步一直走到圣奥诺雷区，是要指给我看玛格南摄影通讯社以前所在的大楼，以及他常跟罗伯特·卡帕和科莱特·洛朗一起去光顾的那家咖啡馆。是的，他在我的陪伴下对他年轻时的圣地进行最后一次朝圣。在摄影室里面，暗房的门半开着。冉森给我女友和我洗照片的那天下午，黑暗中亮着红色小灯。他戴着橡皮手套站在水槽前。他把一张张底片递给我。我们回到摄影室时，阳光照得我晃眼。
我没有怨恨他。我甚至对他十分理解……我记住了他的一些行事方式和我熟悉的一些性格特点。他曾对我说：“别担心，老弟……我也常常会有掉入黑洞的感觉……”我无法预测未来，但从这时起过了三十年，在我活到冉森的年龄之后，我就不会再接听电话，而会像他那样，带着一只像幽灵般的狗，在六月的一天晚上离去。
［注释］
[1]一种狗的品种。
[2]这是雅克·普雷维尔的诗《流沙》的前两行，收入《白话诗集》（1946）。这首诗曾由法国作曲家莫里斯·蒂里耶谱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