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我想自己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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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车到金门公园，沿着公园北端的斯普瑞柯湖散步。这是一个美丽的星期天下午：阳光在湖面上闪闪发光，十多艘模型船被旧金山爽朗的微风吹动着航行。我坐在一张公园长椅上，看着一个男人丢足球给他儿子，告诉他不可以侧身丢球，要把球高举过肩丢。我抬头，看见一对风筝，红色的，拖着长长的蓝尾巴。风筝越飞越高，飞过公园西端的树梢，飞过风车。

我想着拉辛汗挂掉电话之前所说的话，像是顺便提起，彷佛是后来才想到般。我闭上眼睛，彷佛看见他在嘈杂的长途电话线的另一端，看见他双唇微微分开，头偏一边。再一次，他深不见底的黑眼睛里藏着我们之间从未言明的秘密。只是此刻我明了他早知道了。我这些年来的怀疑是对的。他知道阿塞夫的事，知道风筝、钱，以及那个有闪电指针的表。

「回来吧。事情总会好转的。」拉辛汗挂电话前说。说得彷佛是顺便一提，彷佛是后来才想到般。

事情总会好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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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家的时候，莎拉雅正和她母亲讲电话。「不会太久的，妈妈。一个星期，或两星期……对，您和爸爸可以来陪我……」

两年前，将军摔断右臂。他犯偏头疼，从房间出来，眼睛一阵模糊晕眩，被地毯松脱的边缘绊倒。嘉蜜拉卡哈拉听到他的尖叫声从厨房跑出来。「听起来就像扫帚断成两半一样。」她总喜欢这么说，虽然医生说她不可能听到那样的声音。将军的臀伤──以及接踵而来的并发症：肺炎、败血症、在看护中心的长期疗养，让嘉蜜拉卡哈拉不再对自己的健康自怜自艾。转而开始细数将军的病痛。她只要抓住听众，就说医生告诉他们，将军的肾脏功能衰退了。「可是他们又没看过阿富汗人的肾脏，不是吗？」她骄傲地说。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将军住院的那段期间，嘉蜜拉卡哈拉会等他睡着之后唱歌给他听，唱的是那些我在喀布尔听过的歌曲，那些从爸爸那台旧收音机里沙沙传来的歌曲。

将军的病弱──以及时间──也缓和了他和莎拉雅之间的关系。他们一起散步，星期六一起去吃午餐，偶尔，将军还到她的课堂上去。他坐在教室后排，穿着他那套旧得发亮的灰色西装，手杖摆在膝上，面带微笑。偶尔甚至还做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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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莎拉雅和我躺在床上，她的背靠着我的胸膛，我的脸埋在她的头发里。我还记得我们以前常常额头碰额头躺着，分享余韵犹浓的亲吻和耳语，直到眼睛缓缓闭上，我们喃喃说着窍细弯曲的脚趾，第一次露出的微笑，第一次开口交谈，第一次踏出脚步。我们偶尔也还是会这样做，但低声谈的是学校，我的新书，或因某人在宴会上穿的奇装异服而呵呵笑。我们的性生活依旧美好，有时甚至太棒了，但有些夜晚，我做完爱之后只有解脱的感觉，自由远扬、遗忘──至少在那一瞬间──遗忘我们刚刚做的是传宗接代的事。莎拉雅从没这么说，但我知道她偶尔也有相同的感觉。在那些夜里，我们各自蜷缩在床的一角，等待我们自己的救主伸出援手。她的救主是睡眠。而我的，一如往常，是一本书。

拉辛汗打电话来的那天夜里，我躺在黑暗里，看着月光透过百叶窗在墙边镶上一条条银线。不知什么时候，或许是在天将破晓时，我睡着了。我梦见哈山在雪地里奔跑，绿色罩袍的衣角飘在背后，黑色胶靴啪啪踩过积雪。他回过头喊道：「为你，千千万万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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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之后，我坐上一架巴基斯坦国际班机的靠窗座位，看着两个穿航空公司制服的工人解开轮架。飞机滑出航站，很快的，我们就飞上青天，破云而出。我把头靠在窗边。徒然等待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