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和嘉蜜拉卡哈拉第二天晚上来吃晚饭。嘉蜜拉卡哈拉的头发剪短了，染成比以前暗的红色。她交给莎拉雅一盘买来当甜点的杏仁糕。她看看索拉博，非常开心。「太好了！莎拉雅将告诉我说你有多么好看，可是你本人看起来更英俊呢，索拉博将。」她拿给他一件蓝色的套头毛衣。「我替你织的。」她说：「到冬天可以穿。阿拉保佑，应该会适合你。」

索拉博接过毛衣。

「哈罗，年轻人。」将军只说了这句话。他双手拄着拐杖倾身端详索拉博，就像仔细端详某人家里的奇异装饰品。

我回答，再次回答，嘉蜜拉卡哈拉对我旅途的垂询──我要莎拉雅告诉他们说我被抢了──向她保证，我的伤不会造成永久性的问题，再过几个星期就可以拆线，到时候我就可以再吃她煮的菜，而且是的，我会在伤疤上涂大黄汁和糖，让疤痕快些消掉。

莎拉雅和她母亲摆菜上桌的时候，将军和我坐在客厅啜着酒。我告诉他喀布尔和塔利班的情况。他听着，点点头，手杖放在膝上，听到我提起看见有人在街上卖义腿的情景，他咋舌。我没告诉他加齐体育场行刑的事，也没提到阿塞夫。他问到拉辛汗，他说他以前在喀布尔碰到过他几次。我告诉他拉辛汗的病情，他神色凝重地摇摇头。但我们谈话的时候，我发现他不时偷觑着睡在长沙发椅上的索拉博。彷佛我们在兜圈子，在他真正想问的问题边打转。

晚餐时，我们终於不再兜圈子。将军放下叉子说：「那么，阿米尔将，你是不是要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带这个孩子一起回来？」

「伊格伯将！这是什么问题啊？」嘉蜜拉卡哈拉说。

「你忙着打毛衣的时候，亲爱的，我可得应付全社区对我们家的观感耶。大家会问。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会有个哈札拉小孩跟我女儿一起住。我该怎么告诉他们？」

莎拉雅放下汤匙。转头对她父亲说：「你可以告诉他们──」

「没关系，莎拉雅。」我握着她的手说：「没关系。将军阁下说的没错，大家会问。」

「阿米尔──」她开口说。

「没关系。」我转头对将军说：「将军阁下，我父亲睡了他仆人的老婆。她帮他生了个儿子叫哈山。哈山已经死了。睡在沙发上的那个孩子就是哈山的儿子。他是我侄儿。如果大家问你，你就这么说。」

他们全瞪着我看。

「还有一件事，将军阁下，」我说：「在我面前，你永远不能再叫他『那个哈札拉小孩』。他有名字，他叫索拉博。」

那顿饭，没人再说一句话。

※※※

说索拉博安静，其实并不正确。安静是平和，宁静。安静是转低生命的音量。

沉默是按掉开关。关掉。完全关掉。

索拉博的沉默不是那种秉持坚定信念而加诸自我的沉默，不是那种以完全不说话来表达诉求的抗议者的沉默。而是那种隐匿於黑暗之中，卷收所有棱角，深藏起来的沉默。

他在我们生活里占据的空间并不多。甚至是少得可怜。有时后，在市场，或在公园，我注意到其他人似乎连看他一眼都没有，就像他完全不存在一样。有时我从书里抬起头，发现索拉博已经进了房间，坐在我对面，而我完全没注意到。他走路彷佛害怕留下足迹。他移动彷佛不会搅动周围的空气。而大部份时间，他都在睡。

索拉博的沉默也让莎拉雅很难受。在打到巴基斯坦的越洋电话里，莎拉雅告诉过我她为索拉博所作的计画，游泳课、足球、保龄球队。现在，她行经索拉博房间，瞥见柳条篮里的书仍未打开，身高表上犹无标记，拼图也没拼，每一样都提醒着一种原该拥有的生活。每一样都提醒着一个还来不及打造就已枯萎的梦。但她并不孤单。我自己对索拉博也怀有过梦想。

索拉博沉默，但世界并未随之沉默。二○○一年九月十一，一个星期二的早晨，双子星大楼崩塌，一夜之间，世界风云变色。美国国旗突然到处出现，在大街小巷穿梭的黄色计程车天线上，在人行道川流不息的行人衣襟上，甚至在旧金山蹲坐小艺廊与面街商店布篷下的乞丐的肮脏帽子上。有一天我走过依迪丝面前。她是个无家可归的妇人，每天在苏特街与史托克顿街口拉手风琴。我瞥见她放在脚边的手风琴盒上，也贴了一张国旗贴纸。

在纽约遭受攻击后不久，美国轰炸阿富汗，北方联盟进军，塔利班抱头鼠窜。一时之间，在杂货店排队的人们开始谈论我童年的城市：坎达哈、赫拉特、马札尔．伊．沙利夫。我还很小的时候，爸爸曾经带我和哈山到坎杜兹去。我对那趟旅程印象并不深，只记得和爸爸与哈山坐在洋槐树荫下，轮流啜饮一个陶罐里的新鲜西瓜汁，比看谁把籽儿吐得最远。而今丹•拉瑟（CBS知名主播。）、汤姆•布洛考（NBC知名主播。）和在星巴克喝拿铁的人们都在谈论「昆都兹之战」，那是塔利班在北方最后一个据点。那年十二月，帕什图、塔吉克、乌兹别克和哈札拉族人齐集波昂，在联合国的见证下，展开或许某一天能终结他们国家二十年苦难的计画。哈米德•卡尔札伊﹡的羊皮帽与绿色罩袍顿时举世闻名。

（﹡Hamid Karzai，阿富汗临时政府领导人，於二○○四年十月当选阿富汗首任民选总统。）

在这段期间，索拉博依然如梦游般地生活着。

莎拉雅和我投入阿富汗人的计画，一方面为了善尽公民义务，一方面也是为了做些事情──任何事都好──来弥补楼上的沉默，像黑洞一样吸进所有东西的沉默。我以前从来就不是很活跃的人，但有个前阿富汗驻索非亚（Sofia，保加利亚首都。）大使，名叫卡比尔的人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协助他进行一个医院重设的计画，我一口答应。那家小医院靠近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界，有个规模很小的外科小组，治疗被地雷炸伤的阿富汗难民，但因缺乏经费而关闭。我担任计画的经理，莎拉雅是我的副手。我整天大半的时间都在书房，发电子邮件到世界各地、申请补助、筹划募款活动。同时我也告诉自己，带索拉博到这里来，是对的。

那一年结束时，莎拉雅和我坐在沙发上，脚上盖着毯子，看电视上的狄克•克拉克﹡。银球从天而降，彩纸把整个萤幕变成白的，所有人都欢呼亲吻。在我们家里，新年的开始与旧的一年结束一样。一片沉默。

（﹡Dick Clark，美国着名电视音乐节目主持人，每年於纽约时代广场主持除夕跨年活动。）

※※※

然而，四天前，二○○二年三月的一个雨天，一件不可思议的小事发生了。

我带莎拉雅、嘉蜜拉卡哈拉和索拉博到佛利蒙的伊莉莎白湖公园参加阿富汗人聚会。一个月之前，将军终於被召回阿富汗接掌一个部会职务，他提早两个星期启程──他留下他的灰色西装与怀表。嘉蜜拉卡哈拉计画等他安顿好之后几个月再去会合。她想他想得很厉害──也很担心他的健康──所以我们坚持要她来和我们住一阵子。

前一个星期二，春季的第一天，也是阿富汗的新年，湾区的阿富汗人筹划了一个涵盖东湾与半岛地区的庆祝活动。卡比尔、莎拉雅和我有特别的理由要庆祝：我们在卢瓦平狄的小医院一星期前开张了，不是外科，而是小儿科诊所。但我们都同意，这是个好的开始。

那几天天候一直很晴朗，但到了星期天早晨，我抬腿下床的时候，就听见雨滴打在窗户上的声音。「阿富汗运道。」我想，自己在窃笑。莎拉雅还在睡，我做了晨礼──现在，我不必再查阅从清真寺拿回来的祈祷小册，经文自然而然涌现，不费吹灰之力。

我们在中午时分抵达，看到长方形的塑胶篷架在钉在地面的六根竿子上，有一些人在里面。有人已经在炸面饼，茶杯和花椰菜面锅里冒着蒸汽。录音机里播放哈曼•查西尔老歌的录音带。我们四个快步穿过潮湿的草坪：莎拉雅和我领头，嘉蜜拉卡哈拉走在中间，索拉博在后面，黄色雨衣的帽子在他背上晃动着。我不禁微微一笑。

「什么事这么好玩？」莎拉雅说，折起来的报纸遮在头上。

「你可以把阿富汗人带离帕格曼，但却不能让帕格曼脱离阿富汗人。」我说。

我们弓着身子站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莎拉雅和嘉蜜拉卡哈拉走向一个在炸菠菜面饼的胖妇人。索拉博在帐篷里站了一会儿，又走回雨中，手插在雨衣口袋里，头发──现在像哈山一样是棕色的直发──贴着头颅。他停在一个褐色的水坑附近，瞪着看。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没有人叫他进来。随着时间过去，大家终於大发慈悲地不再追问我们收养这个──绝对怪异的──小男孩的问题。要知道，阿富汗人问问题有时简直毫无技巧可言，因此着不啻为一大解脱。大家也不再问他为什么不讲话，为什么不和其他孩子一起玩。最好的是，他们不再用他们夸张的同情、他们的缓缓摇头、他们的咋舌和「噢，可怜的小哑巴」，来让我们窒息。新鲜感已经消失了。就像黯淡的壁纸，索拉博已经和背景融合为一了。

我和卡比尔握手，他是个头发银白的小个子。他把我介绍给十几个人，有退休的老师、工程师、以前的建筑师，和现在在海沃摆热狗摊的外科医生。他们都说在喀布尔的时候就认识爸爸，谈起他都充满敬意。他或多或少都与他们的生活有过接触。他们说我很幸运，有位这么伟大的父亲。

我们聊起卡尔札伊所面对的艰钜甚至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即将召开的大国民会议﹡，以及国王在流亡二十八年之后将返回国土。我还记得一九七三年的那个晚上，察希尔国王被表亲推翻的那个晚上；我记得枪炮声和银光闪闪的天空──阿里把哈山和我紧紧抱在怀里，要我们别害怕，说他们只是在猎鸭子。

（﹡为阿富汗传统的部族长老会议，二○○三年阿富汗各族代表依据波昂协议召开大国民会议，决定制宪程序，并建立选举制度。）

接着有人说了一个纳斯鲁汀穆拉的笑话，我们全笑起来。「你知道，你父亲也是个很有趣的人。」卡比尔说。

「的确是，对吧？」我说，微笑着，记起我们抵达美国不久之后，爸爸开始抱怨美国的苍蝇。他坐在厨房的桌子旁，拿着苍蝇拍，看着苍蝇从这面墙飞到那面墙，忽而东，忽而西，飞得又快又急。「在这个国家，连苍蝇都赶时间。」他咆哮说。我那时笑得好开心。此时我因这段回忆而微笑起来。

到了三点钟，雨停了，天空灰沉沉的，压着厚重的云。一阵清凉的微风吹过公园。更多阿富汗家庭出现了，大家相互打招呼，拥抱，亲吻，交换食物。有人点燃了烤炉的煤火，一会儿，大蒜和烤肉串的香味充溢着我所有的感官。还有音乐，某个我不知道的新歌手唱着歌。小孩咯咯笑。我看见索拉博，仍然穿着黄色雨衣，靠着一个垃圾桶，凝望公园另一端空无一人的挥棒练习区。

一会儿之后，我和那位以前当外科医生的人在聊天。他告诉我，他和爸爸在八年级的时候同班。此时，莎拉雅拉拉我的袖子。「阿米尔，看！」

她指着天空。五六只风筝飞得高高的，黄色、红色、绿色，衬在灰色的天空上格外鲜亮。

「去看看吧！」莎拉雅说，这次她指着附近一个卖风筝的摊子。

「替我拿着，」我说。我把杯子交给莎拉雅，跟刚刚聊天的人告退，往风筝摊子走去。我的皮鞋踩在湿漉漉的草地上吱吱响。我指着一只黄色的中型风筝。「新年快乐。」卖风筝的小贩说，接过二十元，递给我风筝和一个卷着玻璃丝线的木轴。我谢谢他，也祝他新年快乐。我用哈山和我以前常用的方法试试线，用食指和拇指捏住线，拉拉看。线染上鲜血，风筝小贩微微一笑。我也对他微笑。

我拿着风筝走向索拉博。他还靠在垃圾桶旁边，手臂抱在胸前，仰望着天空。

「你喜欢风筝吗？」我说，抓着风筝横轴的两端。他的目光从风筝转向我，又转向风筝，再回到我身上。几滴雨水从他头发滴落，流到他的脸上。

「我在书上读到过，在马来西亚，他们用风筝捕鱼。」我说：「我敢打赌你不知道。他们在风筝上绑鱼线，飞过浅水区，这样就不会有影子，也就不会吓到鱼。而在古代中国，将军会在战场上放风筝，给自己人捎消息。是真的。我不盖你。」我给他看我流血的拇指。「线也没有问题。」

我从眼角瞥见莎拉雅在帐篷里望着我们。两手紧张的埋在腋窝里。不像我，她已经慢慢放弃和他相处的努力。没有回答的问题，茫然无神的凝视，还有沉默，都太痛苦了。她已经转为「暂停状态」，等待索拉博亮起绿灯。等待着。

我舔舔食指，竖起来。「我记得你父亲测风向的方法是用凉鞋踢起沙土，看风往哪个方向吹。他知道很多这类的小技巧。」我说。放下手指，「西方，我想。」

索拉博抆掉他耳垂上的一滴雨珠，动了一下。没说话。我想起莎拉雅几个月前问过我，他讲话的声音听起来如何。我告诉她，我不记得了。

「我告诉过你吗？你父亲是瓦吉•阿卡巴汗最棒的追风筝的人。或许是全喀布尔最棒的。」我说，把松开的线紧紧卷回线轴中央。「附近的小孩好嫉妒他。他追风筝时从来不看天空，大家都说他追的是风筝的影子。但他们不像我这么了解他。你父亲不追影子的。他就是……知道。」

又有六七只风筝飞上天。大家开始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手里端着茶杯，凝望着天空。

「你要帮我放风筝吗？」我说。

索拉博的目光在风筝和我之间游移。又回到天空上。

「好吧。」我耸耸肩。「看来我得自己放了。」

我抓稳左手的线轴，放了大约三尺长的线。黄色的风筝飘荡在线的尾端，就在湿草地上方。「最后的机会罗。」我说。但索拉博只望着高高掠过树梢的一对风筝。

「好，我走罗。」我开始跑，我的皮鞋踏上溅起泥坑里的雨水，手里抓着线端的风筝高举过头。已经好久，过了好多年，我没这么做了，我怀疑我是不是在丢人现眼。我一面跑，一面转动左手的线轴，感觉到放线的时候又割伤了右手。风筝已经飞到我肩膀的高度，飞起，旋转，我更用力地跑。线轴转得更快，玻璃线在我右掌又割出一道伤口。我停下脚步，转身，仰望，微笑。高高的天空上，我的风筝左摇右摆，宛如钟摆，发出纸鸢轻拍翅膀的悠远声音，那个总是令我怀想起喀布尔冬日清晨的声音。我已经四分之一个世纪没放风筝了，但我突然又回到十二岁，过去所有的本能又都涌现了。

我感觉到有人出现在我身边，往下一看。是索拉博，双手深深插在雨衣口袋里。他跟着我。

「你想试试吗？」我问。他没说话。但我把线递给他，他的手伸出口袋，冲疑着。他接过线。我心跳叫快，把松脱的线卷回线轴。我们静静地站在一起。伸长脖子仰望。

在我们周围，孩子们彼此追逐，在草地上滑跤。有人播放一部印度老电影的音乐。一块塑胶布铺在地上，年长的男人排成一列作下午的礼拜。空气有湿草的味道，还有香烟与烤肉味。我希望时间能静止。

此时，我看见我们添了伙伴。一只绿色的风筝飞近。我顺着线，看见一个男孩站在离我们约三十码的地方。他理平头，身上的ㄒ恤用粗黑体印着「摇滚法则」。他望见我在看他，微微一笑。挥挥手。我也对他挥手。

索拉博把线交还给我。

「你确定？」我说，接过来。

他从我手上拿走线轴。

「好吧。」我说：「我们给他一个教训，哦？」我瞄着他。他眼中茫然空洞的神情已经不见了。他的目光在我们的风筝与绿色风筝之间来回游移。他的脸微微泛红，眼睛顿时充满警觉，惊醒、苏活。我在想，我什么时候遗忘了，他毕竟还只是个孩子。

绿色的风筝移动不休。「等着。」我说：「我们等他再靠近一点。」绿色风筝两度俯冲，悄悄潜近我们。「来啊。再靠过来啊。」我说。

绿色的风筝又更靠近了，略微升高到我们的上方，对我所设下的陷阱浑然不觉。「看着，索拉博。我让你看看你父亲最爱玩的把戏，古老的上升下潜技巧。」

索拉博站在我身边，鼻息加速。他手掌中的线轴转动，伤痕累累的手腕上的肌腱宛如雷布巴琴的琴弦。此时我眨眨眼，──在那一瞬间，握着线轴的是那个兔唇男孩长得厚茧、指甲缺裂的双手。我听到远处有一头牛哞哞叫。我抬头望。公园铺满新雪，闪闪银亮，白洁眩目，灼伤我的眼睛。雪花悄悄洒落在白色的树桠上。我闻到芜菁酱拌饭的味道。桑葚干、酸橘子、锯屑和胡桃。万物俱寂的宁静，雪的宁静，掩盖了所有的声音。然后，远远的，在山丘的那一边，有个声音呼唤我们回家，瘸了右腿的那个男人的声音。

绿色风筝在我们正上方盘旋。「他就要冲过来了。随时。」我说。我很快瞥了索拉博一眼，又回头看着我们的风筝。

绿色风筝冲疑不决。停留在原来的位置上。然后快速俯冲下来。「他来了！」我说。

我做得无懈可击。在这么多年之后。古老的上升下潜陷阱。我放松手中抓紧的线，让风筝下滑，避开绿色风筝。一连串侧身急拉，我们的风筝逆时针快速扬起，绕了半圈。刹那间，我已高居顶端。绿色风筝开始爬升，惊慌失措。但已太冲。我已经使出哈山的绝招了。我更用力拉，我们的风筝垂直冲下。我几乎可以感觉到我们的线在割他的线。几乎可以听到线缕缕寸断的声音。

此时，一如预期，绿色风筝旋转盘绕，失去控制。

在我们背后，大家都在喝采。口哨和掌声响起。我喘着气。我最后一次有这么激动的快感，是在一九七五年的冬季，在我割断最后一只风筝，在我瞥见爸爸在屋顶上鼓掌、雀跃的那天。

我低头看索拉博。他一边的嘴角正微微向上扬起。

一个微笑。

斜斜的。

几乎不存在。

但确实存在。

在我们背后，孩子们追来跑去，一群追风筝的人尖叫着追逐高高掠过树梢坠落的风筝。我眨眨眼，微笑不见了。但它确实出现过。我看见了。

「你要我追风筝给你吗？」

他咽了一下口水，喉结上下滑动。风拂起他的头发。我想我看见他点头了。

「为你，千千万万遍。」我听见自己说。

我转身，开始追。

只是一个微笑，其他什么都没有。没让所有的事情好转。没让任何事情好转。只是一个微笑。一件小事。是树林里的一片树叶，被一只受惊的鸟儿振翅颤动。

但我会掌握住，会张开双手拥抱。因为春天的来临，总是从一片雪花的融化开始。或许，我刚才正目睹了第一片雪花的融化。

我追。

一个大男人和一群尖叫的孩子一起追。但我不在乎。

我追，

风吹过我的脸庞，一个宽阔如潘吉夏谷的微笑在我唇边绽开。

我追。追──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