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查尔斯．布卢姆教授的指导课

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一九四七年三月。

女士们、先生们，为有一天能成为知名新闻人而不懈奋斗的美国年轻人们，我们以前并未见过面，所以让我先来做个自我介绍。我叫查尔斯．布卢姆。我曾经是个记者，差不多干了有五十年，而且也主要就在这个城市里工作。

在世纪之交，我进入了原先的《纽约美国人》报社工作，当时只不过是报社里递送稿件的一个勤杂工。到一九○三年，报社已经对我的能力表示信服，从而提携我担任都市版首席记者。这个职位很重要，或者说至少对我来说已经是个高位了。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对这个城市中发生的各种有新闻价值的事件进行报导。工作的这些年间，我亲历并报导了许许多多的新闻故事，有些是英雄事迹，有些事件意义重大，有些改变了我们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有些则充满悲剧色彩。当林白独自一人从笼罩着雾霭的原野出发驾飞机横跨大西洋时，我曾为他送行，并进行报导；而当他胜利归来成为一位世界英雄时，我也在那里欢迎他，为他喝采。我报导了富兰克林．Ｄ．罗斯福的就职典礼，同时在两年前我也报导了他逝世的消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没能去过欧洲。但是当美国陆军从这个港口出发奔赴佛兰德斯战场时，我在这里为这些大兵送行。

在《纽约美国人》工作期间，我结识了一个关系很密切的同事，就是戴蒙．鲁尼恩。后来我从《纽约美国人》跳槽到了《先驱论坛报》，最后又到了《纽约时报》。

作为记者，我报导过谋杀、自杀、黑手党火并、市长选举、战争、为结束战争而签署的条约以及来访的务界名流，还有住在贫民区的穷人。我曾经跟随一些权贵，报导他们阔绰的社交活动；也曾和那些贫穷悲惨的人混在一起，揭示他们卑微的生活。我不停地报导着这个生生不息的不夜城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

在不久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虽然我已经是一大把年纪了，但我还是想方设法去了一趟欧洲。那是在将近两年前，我乘坐盟军的Ｂ─十七战机飞越德国上空──我不得不承认当时真是把我吓得够厉害的──见证了德军投降，并报导了一九四五年夏季召开的波茨坦会议，这也是我记者生涯的最后一项任务。在那里，我见到了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就在会议进行期间，他却由於保守党在大选中失败而被迫辞职，从而英国的新一任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接替他继续参加大会。当然我也见到了我们的总统杜鲁门，甚至还有史达林。就我现在看，恐怕史达林不久就会与我们反目，从我们的朋友转而变成我们的敌人。

等我从德国回来，我已经差不多到退休年龄了，在报社要我退休前，我自己先做了决定。随后我接受了这个学院系主任的盛情邀请，成为了一名客座教授，希望能把我辛苦学来的一些东西传授给你们。

如果有人问我要成为一个出色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具备哪些品质。我会说有四点。首先，你不能仅仅总只是去看，去经历，去报导，你必须去理解。尽力去了解你所见到的人和你所目睹的事。俗语说：去理解也就是去宽容。一个人不可能完全理解所有的事，因为人是有缺陷的，但他可以尽力去理解。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尽力去为那些不在场但又希望了解情况的人们真实地报导所发生的一切。将来，历史将会证明我们是历史的见证人；同时我们眼中所见的比政治家、公务员、银行家、金融家、巨头和将军们所看到的要多得多。因为他们都被「封闭」在他们各自的世界里，而我们的足迹则无处不在。如果我们没有认真地去观察，对我们的见闻一无所知，那么我们只能罗列出一连串的事实和人物，对听到的谎言和事实不辨真伪，最终制造出许多错误的假象。

其次，永远不要停止学习。学习是个没有止境的渐进过程。你要像小松鼠一样，收集、储备你遇到的点点滴滴的信息和见解；你根本说不清什么时候可能就是这一丁点知识可以让你确实地解释某个谜团，否则的话，根本无法解释。

再次，你必须培养敏锐的「嗅觉」，去发现一些潜在的新闻故事。这指的也就是一种第六感，一种感知力。你要能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有哪些地方不大对劲，或是有些古怪；而别人却无法轻易看出这一点。如果你根本没有培养自己的这种直觉，那你可能很谨慎，而且能胜任你的工作，当然，谨慎和称职也是我们这种工作所称道的。但是毫无疑问，有很多新闻会和你抆肩而过。你去参加官方的发布会，听取的只是那些当权者想让你知道的事。你会忠实地将他们所说的话一五一十地报导给读者，无论他们说的是事实，还是谎言。你会拿着你的薪水回家，工作圆满完成。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嗅觉」，你肯定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因为得知自己刚揭穿了本年度最大的一桩丑闻，而兴奋地走进一间酒吧庆祝。你能拆穿这桩丑闻也就是因为你从一句偶然的话语、一行被窜改的数字、一桩不合理的无罪宣判或一起突然放弃的控告里注意到了一些不寻常的问题；而你所有其他同事则并没有发现到这一点。在我们所从事的行业里，除了当你知道自己刊发了一条重要的独家新闻，把竞争媒体打的一败涂地之外，再没有什么事能让你如此兴奋了，简直就像赢得了一场国际汽车大奖赛。

我们新闻工作者注定是不会被人喜爱的。就像警察一样，如果我们想从事这个奇特的职业，有些东西我们就必须要接受。尽管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并不喜欢我们，但是他们的确需要我们。

当电影明星昂首走向他的高级轿车时，他可能会把我们推到一边去。但是如果一连两个月，新闻报导里没有提到他，或是他演的电影；没有刊登他的照片，或是没有关注他的行踪，他的经纪人很快就会大喊大叫地要我们重视他了。

政客在他当权时可能会指责我们。但是当他为竞选而四处活动时，或是他要宣布一些自我标榜的功绩时，我们要是完全无视他的行动，他就会请求我们为他作一些报导。

有权势的人喜欢轻视我们新闻界，但是，同学们，他们确实需要我们。因为他们的沉浮完全有赖於公众的关注，而只有我们可以为他们创造名声，博得公众的注意。就如体育迷希望看比赛一样，体育明星也希望自己的比赛能得到报导。那些上流社会的贵妇们让我们参加商人们的聚会，但是我们如果对她们的慈善舞会以及她们想获取的公众的青睐视而不见的话，她们定会变得心慌意乱。

新闻工具也是一种力量。使用不当的话，这就会成为独断专行的权力；使用适当谨慎的话，它就成了整个社会的一种需求；没有它，任何社会也无法繁荣，无法幸存延续。同时，这也就为我们引出了我要讲的第四种品质：加入幕后统治集团永远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我们要防止通过牵强附会的密切接触，而实质性地融入权势集团。在民主社会，我们的工作就是去调查，去揭示，去核对，去披露，去怀疑，去质询。我们的工作就是去怀疑，直到自己所听到的一切被证明是事实时，我们才可以相信它。因为我们有这项权力，所以我们身边会围满杂七杂八的江湖郎中、骗子、庸医、卖蛇油的商人──在金融、商业、工业、娱乐界这些人比比皆是，而在政治界则更甚。

你们的主宰只有真相和读者，仅此而已。从来不要去逢迎，畏惧，或是为恐吓而屈服，要永远记着，读者听取真相的权利和参议员的一样多，你必须为他们竭尽全力并尊重他们。因此，在权力和特权面前仍然要保持一份怀疑，这样的话，你会让我们为你而感到荣耀。

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不用说，你们也都学得很累了。所以，我要利用后面剩余的这段时间，给你们讲一个故事。一个关於另一个故事的故事。不，在这个故事里，我并不是什么胜利的英雄，相反，这个故事讲的恰恰是我的失误。因为我当时很年轻，很草率，很莽撞，所以我并没有弄清我身边发生的一切，也没能理解我确确实实所目睹的一切。

这个故事也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篇没有予以报导的故事。尽管最后警察局将这个事件的基本概要向新闻界公开，而且在档案馆里也存有这些卷宗，可是我仍然没有写出这篇报导。尽管事情发生时，我一直都在场，我目睹了这一切的发生；我本应该早就知道的，但是我没有发觉。我之所以没去报导它，这是其中一部分原因。但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有些事，如果我把它公之於世，对有些当事人来说会毁了他们。有些人是罪有应得，我见过这些人，他们之中有纳粹将军、黑手党头目、腐败的工头与贪污的政客。但绝大多数人都不应该被彻底毁灭，一些人的生活已经够悲惨了，而将他们的悲惨公诸天下，那无疑只会让他们倍加痛苦。而这只是为了在人们第二天用来包鱼的报纸上刊发一篇像豆腐干大小的报导，值得吗？如果编辑发现我为自己所目睹的一切悲痛不已，从而把它放过而不作报导的话，我想当时就是在伦道夫．赫斯特的那家趣味低级、报导耸人听闻消息的黄色报纸工作，我也是会被解雇的。但现在，四十年过去了，一切也就都不那么重要了。

那是在一九○六年的冬季。我当时二十四岁，纽约街头的一个年轻人，为自己能成为（纽约美国人）的一名记者深感自豪，同时也对这家报纸怀着一份深爱。当我回首往事，我真为自己当时的鲁莽而吃惊。草率，自大，却一无所知，这就是当时的我。

在那年十二月份，世界最着名的歌剧演唱家之一，德尚尼夫人将到纽约进行演出。她在新落成的歌剧院，即曼哈顿歌剧院开业的首场演出中大显明星的风采。三年后，曼哈顿歌剧院因经营不善停业。德尚尼夫人当时三十二岁，漂亮且极富魅力。和她一道来的还有她十二岁的儿子，皮埃尔，一个女佣，以及她儿子的老师、爱尔兰神父乔．基尔弗勒。另外还有两个男秘书。十二月三日，她在歌剧院进行首场演出，她提前六天抵达了纽约，她的丈夫并没有同时到达。她的丈夫由於要处理在诺曼第房产的问题而耽搁了，随后乘另一班船於二日抵达纽约。

我对歌剧知之甚少，但她的出现的确在纽约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为在那之前，还没有一个像她这样着名的演唱家跨过大西洋来纽约演出。她成了城里最受瞩目的人。多亏我的运气和死磨硬缠，我终於成功地说服她，让我充当导游陪同她游览纽约和其它各处的景观，这的确是我一直梦想得到的美差。因为记者们对她穷追不舍，以至於后来，邀请她来纽约演出的歌剧院老板奥斯卡．哈默斯坦先生决定在首场演出之前，禁止所有记者接近她、采访她。但是我却能够陪伴在她的左右，出入她在华尔道夫─亚斯多里克饭店的客房，可以每天就她的预定行程和约会发布新闻简报。也正因为如此，我在《纽约美国人》都市版的事业开始突飞猛进。

然而，在我们周围有些神秘、怪诞的事也正在发生，我却没有注意到。这些事都牵涉到一个稀奇古怪、难以琢磨的人。他似乎总是随心所欲地出现和消失，而且很明显，他是一个幕后操纵者。

首先是一封信，是由法国巴黎的一位律师的助手亲自送来的。完全出於巧合，由我代将这封信送往纽约一家有钱有势的企业的总部。在那里的一间会议室里，我瞥见了那个公司的老板，信是给他的。他通过墙上的一个窥视孔直直地看着我，他可怖的脸上戴着一副面具。对这件事我没再怎么去想它，因为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人相信我的。

就在演出前四个星期，原来安排一位女主角在曼哈顿歌剧院开幕盛会上的演出被取消了；而决定不远千里从巴黎改请了这位法国歌唱家，邀请她来演出的费用可谓是天文数字。与此同时，城里也开始出现一种传闻，说在奥斯卡．哈默斯坦先生背后还有一个神秘的、而且更有钱的支持者。也就是这个从不露面的金融家合伙人指令奥斯卡．哈默斯坦先生更改了他原来的安排。我本应该去怀疑这其间的连系，但是我却没有。

在德尚尼夫人抵达哈德逊码头的时候，那个怪异的幽灵出现了。这一次，我没有看到他，但是一个同事看到了。描述的和我见过的那个人一模一样：高高的个头，戴了一副面具，站在一个货栈的房顶上注视着这位从巴黎来的女歌唱家踏上纽约的土地。我再一次忽视了其中的连系。后来很明显，就是他改变了哈默斯坦先生的决定，把她请到了纽约。但是为什么呢？最后我终於探查出了事情的真相，但那时一切都已为时太晚了。

如我前面所说，我与这位夫人见了面，她好像对我印象还不错，於是允许我到她的房间对她进行了一次独家专访。她的儿子也在房间里，正在拆一个没有署名的礼品盒。那是一个外形像猴子的音乐盒。当德尚尼夫人听到那只猴子演奏的曲子时，她怔了一下，像是被一道闪电给击中了似的。她默默地说道：「假面舞会，十二年了。他肯定在这里。」而对我来说，还是没有得到一点点启示。

她拼命地打听这只玩具音乐猴的来历。据我揣测，它一定是出自康尼岛的一个玩具店。两天后我们都来到了康尼岛，我担当他们一行人的导游。又一次，奇怪的事发生了；但同样，又一次，我并没有丝毫警觉。

到康尼岛的一行人包括我、女歌唱家本人、她的儿子皮埃尔和他的老师基尔弗勒神父。

因为我对玩具并没有什么兴趣，所以就把德尚尼夫人和她的儿子交给了游乐场里掌管所有娱乐设施的小丑来照顾。我自己则懒得进玩具店。我真是本该陪他们去的。因为后来我才知道，带着母子俩参观玩具店的不是别人，就是那个自称马尔他的恶棍。几个星期前，在我去送那封来自巴黎的信的时候见过那个人，只不过那时他的名字叫达吕斯。后来我才从那个始终在场的小丑那儿了解到，这个人代他照看玩具店，带母子二人看玩具时，却一直在偷偷询问小男孩儿他父母的情况。

当母子二人在玩具店里仔细研究那些玩具时，我和那个天主教神父在海边随便走了一会儿。后来好像是说，在店里摆有好几个货架的玩具音乐猴，但没有一个奏的曲子和我在华尔道夫─亚斯多里克饭店她的房间里听到的那支曲子相同。

随后，她和那个小丑一起走了，去游玩一个叫魔镜迷宫的地方。这次，我还是没有陪她一同进去。不过，我确实也没有受到邀请。最后，我又准备回到游乐场去看他们玩得如何，该不该回曼哈顿。

这时，我看到那个爱尔兰神父把小男孩儿带出游乐场，送上我们在火车站雇的马车。但同时我还注意到，但只是模模糊糊的印象，差不多就在我们的车旁边，还停着一辆马车。这就有些奇怪了，因为当时游乐场并不开门。

但当我走到游乐场大门和魔镜迷宫之间的时候，一个身影突然出现了，好像是有些惊惶失措地朝我这边跑过来。他就是达吕斯。他是我拜访过的那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而公司真正的老板好像就是那个戴面具的神秘人物。我本以为他是冲着我跑过来的，但是他却径直从我身边冲了过去，彷佛我并不存在似的。他是从那间魔镜迷宫里跑出来的。当他从我身边抆肩而过时，他似乎喊了句什么，似乎不是对我喊的，倒像是对海风喊的。他喊的不是英语。即便我不知道它的意思，但我对词发音的听力还算比较好。所以我立即掏出一支铅笔，把我觉得自己听到的词都记了下来。

后来，很久以后，而且已经太晚了，我又回到康尼岛一次，还和游乐场的小丑聊了一会。他让我看了他所记的一篇日记。那篇日记记录了那天当我在海岸边散步时，在魔镜迷宫中所发生的一切。如果我看了那篇日记，我本可以明白身边发生的一切，也可以阻止后来悲剧的发生。但是我并没有看小丑的那篇日记，而且我也没搞懂那三个拉丁词。

在今天，对你们年轻人来说可能有些古怪，但那时候我们的穿着都相当的正规。年轻人需要始终都穿着黑色礼服，经常还要紮着领结，还有带着浆洗得挺硬的白色衬衫领和袖口。问题是，这就意味着一张长长的洗衣款账单，而对於依靠微薄工资过活的年轻人来说，根本无法负担。所以很多人穿戴的都是可以拆下来的明胶衣领和袖口。这样在晚上就可以把它们拆下来，用一块湿布把它们抆干净就是了。因为我的便笺簿装在夹克口袋里，所以我把那个达吕斯喊的话，就记在了我的左袖口上。

他从我身边跑过时，好像已经半疯了似的；根本不像我那天在会议室里见到的那个态度冷若冰霜的执行官。他黑眼睛圆睁着，盯着前方，脸色还是像白骨一样白，墨黑色的头发随着他的奔跑在风中飞舞。我扭过身，看他往外跑。当他跑到游乐场的门口的时候，他碰到了那个爱尔兰牧师。他刚把皮埃尔送回到马车上，正准备往回走来找他的主人。

看到神父，达吕斯停了下来，两个人相互对视了一会儿。虽然我和他们相隔有三十码，十一月的寒风在我们之间猛吹，但我还是能感觉到那种紧张的气氛。他们就像在角斗前一天相遇的两头斗牛。随后，达吕斯又继续向自己的马车跑去，跳上车飞疾而去了。

基尔弗勒神父慢慢地走到我的面前，看起来表情严肃，而且心事重重。德尚尼夫人从魔镜迷宫里走了出来，脸色苍白，还有些瑟瑟发抖。我目睹了这一系列戏剧性的事件，却理不出任何头绪。我们坐马车回火车站，然后乘火车回曼哈顿。一路上除了小男孩儿兴致勃勃地给我讲着玩具店里的各种玩具，其他人都缄默不语。

我本该注意到的最后一条线索是在三天后。歌剧院的首场演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是一出新歌剧，它的名字我不记得了。那时，我还不是什么歌剧迷。夫人的表演非常出色，她的歌声就像是来自天堂的天使之声，观众都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演出后，就在舞台上举行了宴会。狄奥多．罗斯福和纽约的所有巨富都参加了这次宴会。在场的有拳击手，欧文．柏林、野牛比尔──是的，女士们，我确实见到了他──所有人都在奉承这位年轻的歌剧明星。

歌剧的时代背景是美国的内战时期，而舞台的主要布景则是一个宏伟的维吉尼亚种植园庄园的前景。庄园的大门比舞台要高出几个台阶。就在演出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在布景庄园的大门口出现了一个人。

我立刻就认出了他，或者说我相信我认出了他。他仍然穿着他扮演的角色的军服，他是一个受了伤的联邦军上尉，而且是头部受了重伤，整个脸基本上都被一副面具遮住了。就是他在最后一幕中，将他们的订婚戒指还给了克里斯汀．德尚尼夫人，同时两个人演唱了一段充满激情的二重唱。奇怪的是，歌剧已经演完了，但是他仍然戴着他的面具。不过，最后我明白了为什么。他就是那个「幽灵」，那个似乎拥有纽约大部分财富而又捉摸不定的人物。就是他赞助创建了曼哈顿歌剧院，也就是他邀请这位法国明星越过大西洋来到这里演出。但是为什么呢？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其中的原委，但一切都太晚了。

那时，我正在和德尚尼子爵交谈。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他为他妻子的成功感到骄傲，那兴奋程度真让人难以置信；同时是他还为刚才见到了我们的总统而高兴不已。我的目光跨过他的肩膀，看着女主角走上台阶，来到门廊与那个人交谈起来。当时我已经开始觉得那个人就是「幽灵」。我断定就是他。除了他，不可能是别的人，他手里似乎掌握了她什么把柄。我当时还不知道他们相互认识。十二年前，在巴黎。而且还不止於此。

在他们分手时，他往她的手里塞了一张折着的小纸条，她又把它塞进了自己紧束的围腰里。随后，他就消失了，就和他以往一样；一秒钟前还在，而一转眼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的一家竞争对手──普利兹拥有的《纽约世界报》──的一个社会日记专栏记者在第二天的报导中说，她看到了这件事，而且认为没有任何其他人注意到这一幕。她错了。我看到了，而且还不止於此。在那晚随后的时间里，我都在密切注意着这位夫人的一举一动。而且确实，没过多久，她就避开了人群，打开了纸条。当她看完上面的内容后，她向四下里望了一下；随后将字条揉成了一个小球，扔进了一个丢空酒瓶和废餐巾的垃圾桶里。但几分钟后，我就又把它捡了回来。为防你们这些年轻人对这张字条感兴趣，今天我还特意把它带来了。

那天晚上，我只是把它揣进了我的口袋里。它就那样静静地在我狭小房间里的写字台上躺了一个星期。后来我一直保存着这张字条，作为在我眼前发生的一切的唯一的一个纪念物。字条上写的话是：「请让我见见孩子，只一次。让我最后说一次再见。就在你乘船离开的那一天，清晨，在炮台公园。埃里克。」

这时，也就在这时，我才把所发生的一些事联系在了一起。在十二年前，她结婚之前，在巴黎的时候，他是一位神秘爱慕者。这个被拒绝的追求者移民到了美国，变得富有，有势力，足以安排她来美国，在他自己的歌剧院里演唱，成名。感人的素材，但这更适合那些浪漫的女小说家，而不合纽约大街上的一个涉猎新闻的记者的口味，而我想我就是如此。但是他为什么要戴着面具呢？为什么不能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去见她呢？对於这些问题，我仍然没有答案。我也没有去寻找任何答案，这就是我的过错。

不管怎样，夫人唱了六个晚上。每次，她都让剧院里的所有观众为之倾倒。十二月八日是她的最后一场演出。世界上唯一一个能与这位法国歌手相比的女主角，内利．梅尔巴将於十二日抵达纽约。德尚尼夫人、她的丈夫、儿子，还有随行人员，将乘坐「巴黎之城」号英国邮船，前往英格兰的南安普敦，到科文特加登皇家歌剧院进行演出。他们定於十二月十日启程，因为夫人对我一直很好，所以我决定到哈德逊码头，为他们送行。到这时，我已经完全被她的随从人员所接受，被当做了这个家庭中的一员。在她的特等客舱里的私人欢送仪式上，我将为《纽约美国人》抢到对夫人的最后一次独家报导。随后，我又要回去开始报导那些谋杀犯，坦慕尼协会总部里的巨头们的所作所为。

九日晚上，我睡得很糟糕。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想你们都知道，有些晚上，通常过了某个钟点，你也就知道没有什么必要想方设法让自己睡着了。这时最好还是起床，熬过去算了。早晨五点钟，我起了床，洗漱，刮脸，然后穿上我最好的黑外套。我把活动领子的前扣和后扣扣上，把硬领戴好，打上领带。我的梳妆台上摆着半打白色明胶袖口。我不及思索地拿了一对，套上。由於我醒得太早了，我想我可以去华尔道夫─亚斯多里克饭店，和德尚尼子爵一家共进早餐。为了节省一次车费，我是步行去的，差十分七点到的酒店。天还很黑，但是在餐厅里，基尔弗勒神父正独自一人在喝咖啡。他高兴地和我打招呼，并示意我过去。

「嗨，布卢姆先生，」他说，「看来，我们不得不离开你们这座美丽的城市了。你是来给我们送行的吗？你真是太好了。但今天只能请你吃些热麦片粥和烤面包了。服务生……」不一会儿，子爵也来了。他和神父用法语说了几句话。我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就问子爵夫人和皮埃尔会不会来一起吃早餐。基尔弗勒神父简略地把子爵的话向我说了一下，他说夫人到皮埃尔的房间帮他准备去了。很显然这就是刚才子爵用法语告诉他的话。我想其实我更了解事情的真相，但是我什么也没说。我想，如果夫人想溜出去和她奇怪的爱慕者告别的话，这也是人家的私事，和我无关。我想八点钟左右，她会乘着一辆豪华的出租马车赶到门口，用她以往的迷人笑容和仪态和我们打招呼的。

於是我们三个人就坐在那里，聊了起来。我问神父喜不喜欢纽约。「非常喜欢纽约。」他说。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城市，而且有很多他的同胞。「那康尼岛呢？感觉怎么样？」我问。一提到康尼岛，他就变得有些严肃了。最后他说：「那是个奇怪的地方，有些古怪的人。」「是那个小丑吗？」我问道。「他……还有别的人。」他回答。

「多数人还是无辜的吧。」我冒冒失失地说，「嗯，你指的应该是达吕斯吧。」听到我的这句话，他立即转过头，蓝色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目光像锥子一样的锐利。「你怎么认识他？」他问道。「以前我曾经见过他一面。」「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在哪儿见过他？」他说。他说话的口气更像是一种命令，而不像是请求。信的事好像并没什么要紧的，所以我就把我和那个巴黎律师迪富尔之间的事，以及我造访那个办公室的事都讲给了他听。那个办公室位於纽约最高的一栋大厦的顶层。我从来没有想到，基尔弗勒神父除了是皮埃尔的老师，还是子爵夫妇的忏悔神父。

德尚尼子爵懂的英文并不多。在我们谈这个话题时，很显然他听得懂的不多，所以没过一会儿就有些无聊了。随即他向我们说了句「请原谅，失陪一下」，就上楼去了。我继续我的叙述，告诉他，那天在游乐场，他从我身边跑过，神色异常激动，喊了三个我听不懂的词，而后又和基尔弗勒神父短暂地对视了一会儿，接着就驾车跑了。当时目睹这一切，我真的大吃一惊。神父一直皱着眉头默默地听我讲，这时他突然问：「你还记得他喊的话吗？」我告诉他，他喊的是外国话，不是英语，但是我大概把我认为所听到的词都记了下来；而且就随便记在了我的左袖口上。

就在这时，德尚尼先生回来了。他看起来忧心忡忡的样子，他对着基尔弗勒神父用法语快速地说着什么。基尔弗勒神父给我翻译说，「他们不在房里，母子俩都没找到。」当然，我知道为什么。为了消除他们的忧虑，我对他们说，「别担心了，他们是出去和一个人会面去了。」

神父愣愣地注视着我，忘了问为什么我会知道，只是重复说着那个词：「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