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下的两个商帮，分别是徽商和潮商。

晋州南部，人稠地窄，人地矛盾激烈，一些脑筋灵活的，便背井离乡，成为行商。

晋商的崛起，要追溯到明太祖高皇帝开国大明之后，对北元的袭剿战争，和边防驻地。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一边派兵深入草原，剿灭蒙元余孽。

一边在大同，宣府，辽东等地建立边镇，守护大明边疆。

但明朝北方向来缺粮，而大量的军民驻守北方，又加剧了粮食缺口。

为了解决北方边镇缺粮的问题，洪武三年，朱元璋在组织边境屯田的同时，开始实行开中法。

简单来说，就是商人向边镇运输大明朝廷需要的粮草，从而换取“盐引”。

拿到“盐引”之后，商人就可以到指定盐场购买食盐，再到指定区域销售。

这种方法虽然麻烦，但是可以很好地防止官员贪腐。

在朱祐樘掌权之初，前户部尚书叶淇就想用更容易贪墨的折色法代替开中法，但被朱祐樘阻止了。

在盐铁官营的年代，卖盐可是暴利。

而这份暴利，大多都被晋州的商人给赚走了。

这其中，又以位于盐场附近的平阳府商帮，赚得最多。

以平阳府蒲州县为代表的晋南商帮，是最早崛起的晋商。

他们靠近解州盐场，又距离大同府不远，于是便四处搜粮，运往边镇，换取盐引。

当晋州的大商人们多了起来后，又自发结盟，形成了晋商。

这些晋商从明朝前期开始，就借着对边疆运粮的机会，大肆向蒙元余孽走私盐，铁，茶叶，和丝帛，从而攫取大量的利润。

而晋商向来又信奉一句话：以末致财，用本守之。

拥有大量钱银之后，晋商便开始在当地大肆兼并土地田产。

若是遇到灾年，大量农民贱卖良田，晋商便用非常低廉的价格，买得大片大片的土地。

本身晋州这个地方就人稠地窄，土地又被那些大晋商们给兼并了。

普通的晋州百姓，就只能沦落为晋商们的佃户，世世代代受晋商们的剥削，成为他们事实上的奴隶。

同时，开中制的可观利润，自然也吸引了以边将勋贵为代表的权贵集团。

他们开始插手盐政，倒卖“盐引”。

而晋商们对边将勋贵集团的插手，不仅不抵触，反而非常热烈的欢迎。

晋商们主动献上干股，让勋贵们躺着赚钱。

因为他们知道，只有拥有朝廷的关系，这种生意才能干得长久。

于此同时，晋商们也看到了朝中有人好经商的重要性，于是斥巨资开办族学，资助那些聪明的孩子，读书科举。

在明朝中期，对商人的管控就已经很松了。

不仅商人的后代可以参加科举，甚至还允许商人后代参加异地科举，降低了商人进入官场的难度。

所以在之后的上百年时间里，晋商一边花费巨资结交权贵，一边培养子弟参加科举。

经过上百年的努力，这些晋商们最终孕育出两个官商巨族。

那就是横跨隆庆和万历两朝的王崇古家族，和张四维家族。

王崇古和张四维都是晋州平阳府蒲州县人，王崇古还是张四维的舅舅。

隆庆到万历年间，王崇古任宣大总督，是大明北疆防务上的最高指挥官。

张四维则是内阁首辅，朝中文官的领袖。

这两人主导了“隆庆议和”，开放了边境十一处通商口岸，将之前只能走私的买卖，合法化了。

而隆庆议和所开放的十一处通商口岸中，有四处通商口岸都在晋州境内，这可是实实在在地为在家人谋福利啊。

这种举动，虽然保证了一定时期的北疆和平，但它自废了一种大明拿捏北元余孽的手段，并且事实上促进了北元再次坐大。

到了万历末年，努尔哈赤率领建州女真崛起，建立后金。

但努尔哈赤始终没有打进关宁防线，不仅如此，大明还关闭了针对后金的贸易关口，想要借此来将物资匮乏的后金政权，困死在东北。

就在后金危难关头，以范永斗，王登库等人为代表的晋商们挺身而出。

他们分水陆两线向后金靠拢，一些晋商从海上出发，从渤海入辽东，一些晋商通过其遍布蒙古的商路，源源不断地为后金供血。

这些商人为了讨好满清，不仅交易货物，更是提供大明王朝内部的相关情报。

皇太极因为有了晋商的帮助，摆脱了物资贫瘠的困局，再次壮大了八旗兵的实力。

而晋商也凭借对满清的走私，赚的盆满钵满。

满清入关之后，顺治没忘为己入主中原建立过赫赫功业的八大晋商，在紫禁城设宴，亲自召见了他们，并赐与满服。

而且从此之后，这八大晋商就成为了满清八大皇商，隶属于内务府。

他们八人也从堂堂正正的汉人，摇身一变，成为满人的包衣奴才了！

后面能叫得上名字的大晋商，什么雷履泰，乔致庸，曹三喜……也都是在满清崛起的。

由此可见，满清对晋商的待遇，一直非常优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