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从北向南狭长分布的辽西五州，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大后方和战略缓冲。北面和西面都是重山阻隔山外草原，而东面则是传统意义上的盟友罗藩，

因此，只要守好南端与平卢道的营州邻接的小清河防线，以及东北一隅的屏州与遂州之间的关要，就可以关起门来安枕无忧的玩种田暴兵了。

当地既耕且牧，果木山林皆宜，更有将近二十万编管下的户口，日后这个数量还有可能继续增加当中；

因此，无论是潜在的兵员基数，还是粮食和农副业上的产出，除了基本维持的驻军之外，都可以很轻松的再提供半个军，到七八个正编营头的日常所费。

当然，装备能够跟得上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至于代管的半岛三州，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添头，虽然也有若干人口，但是短期内只能做有限的变动和调整，也不能算在正常的动员计划和体制内。

当然了，如今的淮东在官面上的管辖，还是青、沂、潍、淄、密、海六个州，至于北方黄河边上的济、齐、滨三州，南边临淮水的泗、宿两州；东边半岛上的胶、登、莱三州，还有西面主要用来备敌的郓、徐、兖三州；

除了军事上的兵马使、团练使和都监官外，都是不存在州一级行政建制的。而是以二三十个县一级权代官的名义，归属在六州镇抚使的名下，进行统一管理和分配职能的。

然后通过内部的协调将其中一些具体上的管辖，再间接的分配给相应的观察使、转运使、布政使，乃至监察里行等相应的衙门。这样就等于是变相的规避了来自国朝内部，在淮东地方人事任免权上，过多介入和干预的机会。

淮东制置使和六州镇抚使，能够自行任免代行职事，而事后报备的权宜之便，正好就卡在县下这一级。

另一个方面，则是有两个突发状况，需要我这个层面来处理善后。

首先是，在各种暗流涌动的幕后推动和促进下，以秦长脚为首的肃反委员会，最后还是在当地搞了一件大新闻出来。

他们在四月末和五月初之间，发动了一次突然行动，将即将离开淮东的官方巡访团内，所有的跟班和扈从都给扣了下来，顺便查获了一堆赃物和证据。

然后，只剩下一堆身边清洁溜溜的光杆官员，被淮东水军强制监督着，从板桥老港上船，而带着各种恼羞成怒、不甘和愤恨之类的情绪，被迫出海发往南方江宁而去了。

这等于是他们前呼后拥的风光嚣张得来，但无论做了多少事情，使了多少手段，最后都只能灰溜溜的只身，被驱逐回去。

就连带地上上搜刮和敲诈的东西，都没有机会带走，就变成了他们手下人等，某种现成的罪状和证据。

毕竟，怀东虽然有前沿管领军民的权益之便，但还没有达到可以擅自处断，这些朝廷派遣官员的地步。

据说他们前脚一走，这些被扣下来形形色色的数百号人员，就进入了明典正刑的公开审判的流程。

一时间，淮东地方上下，简直是民情鼎沸，大快人心而无不拍手称赞啊。

就连一贯身为人所诟病和畏惧的肃反委员会，也在一夜之间仿佛被洗白成为，一个不畏权贵与强横，受人尊敬而崇尚的部门和标志了；一时间风头甚至超过以各军将虞侯为首的军中监察部门，以及观察使下的提刑和察访有司。

作为幕后的推手和布局的一部分，我再怎么不喜欢或是暗中看不顺眼，还是得必须全力保住秦长脚这个站在明面上的挡箭牌，或者说替罪羊了。

毕竟这也是针对江宁方面，以及国朝内部的某种试探和博弈，起码对于朝中派系错杂的党争和侵轧构陷，表明足够分量的置身事外，而坚决反击过界的态度和手段。

另一个则是不择不扣的坏消息，肆虐于淮南境内的蝗灾，终于越过了淮水的阻隔，而蔓延到淮北之地来了。

因此，首当其冲沿淮的宿州和泗州境内，已经是哀声一片了。

但是好歹这两州在去年和今年，都在忙于道路水利城池修缮的土建工程，真正应急性的农业复耕的规模并不大，因此受灾的面积也是相当有限的。

但是剩下来，就是如何预防和阻止蝗灾，继续从沿淮地区扩散北上到淮东的腹心地带和主要农业产区，就需要花一番大力气，调动投入相应的人力和资源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在小农为主的前农耕时代，对于这种事情是几乎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一个处理对应不当，就是接下去一连串天灾人祸的开端了。

而对于淮东治下带有军管色彩而集体化经营的农业生产，同样也需要付出相当的气力和心思去对应。

而按照淮东的现有体制，在陆务观和辛稼轩都不在任上的情况下，也只有我亲自出面才能调动和指挥的起来，这个层面上的军民一体动员和奔走出力的救灾事宜了。

这可并不亚于指挥一场全局性的大型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