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在职培训，在徐平看来，是不好去学习理论的，一个不好，那里就会变成意识形态的战场。欧阳修带着自己志同道合的天天去讲韩愈孟子，再来一群讲荀子，而且这个年代，引佛入儒援庄入儒也大有人在，那地方可就热闹了。

馆阁是读书修书，并没有讲课，才会如此清静。就是这样，每到编书的时候，也是闹得不可开交。因为《唐书》芜杂，一直有重修的声音，现在还没有开始动手，怎么修已经开始吵起来了。这要是让这些人去讲诗书，那热闹可以想见。

所以徐平的意见，干脆就完全不允许在那里讲什么圣贤大道，老老实实地学法律学条例，结合案例讲施政经验。让进去的人，真真正正学到东西，不要只是成为一个交际场所，互相称兄道弟好在官场上拉帮结派。

只是徐平的想法，明显跟其他人不同。

赵祯想的是利用这样的机会，拉近下层官员跟自己的距离，防止被两府架空。这是祖宗家法，自太宗时候起，特别重视跟中下级官员面对面的机会。凡是外任的没有特旨都要陛辞，回京述职都要面对，跟皇帝直接汇报自己的计划和经验。这是防止皇权旁落的重要手段，一有机会，赵祯就想利用起来。

宰执们想的恰好相反，就是哪怕有了这么一个机构，也绝不可以让内朝夺了外朝的权。宁可用资序用磨勘法限制官员和升迁，也不能让人事权失控。所以在宰执们的心里面，怎么教不重要，但必须把学士院的翰林学士排除在外。

见凉亭里的人听了自己的话都沉默不语，徐平不由心里打鼓，是自己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没有啊。静静想了一会，才恍然大悟，自己还是忽略了君臣矛盾。在座的除了自己，只怕没人真地关心教什么，教完了之后怎么处置才是他们在意的。自己说的跟这些人想的两边不沾，他们自然就一时不知道该如何下结论了。

沉默了一会，赵祯道：“朕以为，徐平讲的确有道理。既然是花了钱粮，又费了许多功夫，自然是要让到里面就学的人学些真对朝廷有用的。不过这种事情以前都没有人做过，徐平，你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详细说一番吗？”

徐平应诺，从怀里掏出一本册子，递给赵祯：“这是臣这些日子赶出来的，依着若是让臣去讲钱粮之事，便就是当如此。大道理也没什么好讲，就是用臣在为官时碰到的一件一件事，详细分析当时的利弊得失。为什么那么处置，做了之后达到了什么效果，有哪些跟想的不一样，得在哪里，失在哪里，为后人镜鉴。”

赵祯接过册子，随手翻阅。里面是徐平取了自己在邕州任通判时候的几个典型案例，详加分析，中间利弊得失和一些心得。这是徐平前世所习惯的，他的身份也没人请他去讲什么大道理，培训都是讲实际的东西。依他想来，只有这样做，才能把这次机会好好利用起来，真正做些有意义的事。

赵祯看完，表情缓和了很多，递给一边的吕夷简：“徐平所说的，倒也不失为一个办法。这些候选官员都是久历政事，讲这些对他们才是真的有用。”

几位宰执传看过了，气氛缓和了许多。若只是讲这些事务性的东西，结束之后由此考试决定奖惩，确实少了许多麻烦，最少不管皇帝还是两府不用去想着拉拢他们了。

随着科举考试越来越规范，此时官场上已经习惯了用考试的办法来做决定。比如想入馆阁，不但要有官员保举，还得到学士院考试，依成绩定去留和地位。武官想要换文职，也一样要有人保举，然后到国子监考试，还是有成绩要求。就是文臣要出任知制诰，也一样要考试，合格之后才能出任。翰林学士倒是因为任知制诰已经考过一次了，不需要再考了，但没有这一资历还是非考不可。

徐平所提出来的，所学的东西都是具体实务，没有立场。奖惩是依照最后考试的成绩来，理论上不涉及个人好恶，最为各方接受。

凉亭里的人传遍，吕夷简道：“陛下，臣发为徐平此法可行。此时朝廷文武百官不下数万人，十之都是选人和小武官。他们事务最重，而又学识不足，学这些正可以补他们的短处。而教的人，也能从中重新衡量得失，可谓教学相长。”

见众人都没有异议，赵祯道：“既然如此，那便就定下来，依着徐平的法子去教去学。这本册子着人抄录几份，各衙门去报要去教的官员来，依此写教的内容。”

王曾笑道路：“不需抄录，现在京城里印这些极是容易，让人印出来就好。”

“倒是忘了，现在已经不需要抄录了。那便就交给国子监，去付印吧。”

众人领旨，事情由此定下。由政事堂和枢密院一起商量，律令、刑狱、钱粮以及劝农等等，到底要教哪些内容，由哪些衙门选人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