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薛家,还不仅仅只是木秀於林的问题。
枝多叶茂的大树,哪怕英拔远出同侪,要遭狂风劲摧,但其根系同样扎实有力。可是如今的薛家,却是被直接吊在了半空中,所承受的压力,可谓是来自四面八方。
薛涛不是没有想过要扭转这种局面,像是最简单的捐输家财、自薄乡资,也能让他家熏人富贵不再显得那么扎眼。
其实乡人们攻讦他家因适乱之旧俗才能广拥乡业,这也不算是冤枉他家。薛家本就不是世居河东的大家族,旧年由蜀中迁出移居河东,较之世居此境的裴氏、柳氏等望族本就不可相提并论。而也正因如此,薛氏如今强为河东乡势代表,才更令乡众们感到不忿。
适逢永嘉之乱,薛家本身便是豪武传承,在这样的世道中得於逆流而上的机会,成为河东首屈一指的势大豪强。更兼两赵交攻,各自也没有太大的精力关注盘踞在汾阴、越来越壮大的薛氏。
薛涛想要将家资捐输於行台,可是这想法刚刚一动,便遭到不少族人的反对。作为一个庞大家族,薛家目下自然也是分房分支,与薛涛辈分、年龄相当的族人还有薛祖、薛落各自分领一宗,族事如何,薛涛也难一言以决。
而且宗族一旦壮大,族人们自然也是泥沙俱下,优劣不等,未必人人都有薛涛这种忧患意识。若仅仅还只是局限於族内的纠纷,倒还不至於令薛涛打消念头,最可恼是居然有族人在外宣扬行台名为宽宏雅重,实则却逼勒薛家捐献家财!
薛涛得知此事后,气得险些昏厥,严查族内散播此类流言的宵小,家法私刑险些将人打死。但流言终究传了出去,且又让一部分乡宗得知,也因此心生凛然,派人前来敲打薛涛,让他打消这个念头。
毕竟河东乡户整体都是受惠於行台,薛家得利多一些,其他乡户也并非一无所获。薛涛若将家财捐输以邀行台欢悦,让他们乡众又要如何自处?且不说他们本就没有得利丰厚招惹群妒的程度,即便是达到薛家这种处境,又有几人能够看得开?
薛家目下本来就已经成众矢之的,薛涛若再一意孤行做出令一众乡徒群厌的事情来,可以想见又会面对怎样一个局面。
而且很明显沈大将军对於河东的入治经营是有着一整套成竹在胸的思路,他贸然有此举动,若因此打断行台的举措步骤,好事也便成了坏事。
不能捐输,那么拆分馈赠给乡徒呢?他们既然艳羡嫉妒他家豪富,而这份豪富带给薛家的又是过犹不及的隐患,干脆将家财散尽,回馈乡土?
薛涛相信,如果他敢於这么做,乡徒们高兴感激与否暂且不论,行台就会第一时间问问他到底要做什么?他本身就是河东军府督守将主,兼有族丁部曲众多,眼下再以巨货贿养乡士,他若说他没有异心,谁会相信?
本来能够给人带来衣食享用并安全感的乡资财货,如今在薛涛看来,却成了不得不揽抱在怀中、想送都送不出的满满一盆火炭,烤得他五内焦灼,寝食不安。
散财自晦,这条路暂时是走不通。而且河东目下恢复元气的态势迅猛,沈大将军应该也不乐见乡资归属方面发生什么大的变故,以至於打乱当下这种发展的节奏。这一点,从早前大将军途径河东时的表态便能猜得到。
诚如其子薛强所言,薛家得享行台如此殊恩,自怯阿事、邀取众宠,以期缓解目下物议缠身的处境,乃是下下之策,不但不会有什么效用,反而会适得其反,令得时流更加蔑议其家。
唯有忠勤王师、用命谋功,
尽早获取到能够匹配他家所享殊荣厚利的事迹,向大将军、向天下人展示他们薛家确是配得上如此礼遇嘉赏,才算是正途。这个道理,薛涛又怎么会不明白,但凡有立功立事,却也不能只凭一腔孤勇、满怀切念就能做成,除了自身勇力、赤诚之外,也少不了良时、良机、趁势而为等各种配合。世事艰深,远不是张口即来、坐言起行那么简单。
薛涛如今督护河东军府,也想做出一番事迹以回报沈大将军知遇拔举之恩,像是早前关中、陇上乃至於陕北一系列战事,他也都频频请战,但行台最终还是因为河东军府草创、士力仍需驯养为由,拒绝了薛涛的请战,只是让他安心修整河东军事,必有可战时机。
得不到出战表现的机会,薛涛失望之余,也不得不承认行台这一决定也确是稳妥。跟其他几路王师相比,河东军府将士种种还是多有欠缺。
倒不是说河东军士怯懦不敢争功,而是跟其他各路久经战事磨练的王师部曲相比,欠缺了那种一往无前的锐气、将士用命的决心以及令行禁止的军威。
西线战事,看似一路凯歌高奏,但若换了河东军士上场,薛涛还真的不能保证也能如此顺利。他就算自己有着每战用命、舍生忘死的勇猛,但战争终究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本身处境的尴尬,也让薛涛在河东督护的职位上有些束手束脚,许多原本很简单的事情都因此变得复杂起来。
河东军府的创建,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波折,但小纠纷却是不断。薛家作为河东境域之内势力最大、拥有部曲最多的武宗门户,薛涛又被行台任命为督护将主,这难免让乡徒们有些冲疑不定。
因为河东地处要冲,旧年久经兵祸,流散在郊野的生民已经非常少。军府想要创建起来,兵源主要便来自於各家乡户的私兵部曲。
但是乡豪们都眼望着薛家什么做法,薛家若入编部曲太少,他们自然也不愿多出人力,薛家若编入部曲太多,他们又要觉得薛家是借势行台并自仗家势,打压他们在军府的存在,兼并他们的部曲。
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河东军府的建制简直就是混乱不堪,最多时达到十几座军府拥挤於河东这狭窄地界中。之后经过薛涛多方奔走,努力说服,军府的数量才被削减到目下的八个,且渐渐达於统一的规制,每个军府领民六七千户之间,甲士则有两到三千余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