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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璁，字秉用，号罗峰，后为避御讳，世宗赐名“孚敬”，字茂恭，浙江温州府永嘉县人，祖籍福建莆田，中期重臣，“大礼议”事件中重要人物。在世宗初年，三度位居首辅，史称“终嘉靖之世，语相业者，迄无若孚敬云”，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病逝后获赠为太师，谥文忠。

张璁，少好经学，博学多才，十三岁作题族兄便面诗云“有个卧龙人，平生尚高洁，手持白羽扇，濯濯光如雪，动时生清风，静时悬明月，清风明月只在动静间，肯使天下苍生苦炎热。”并对三礼造诣颇深，但七次进京科，均名落孙山，后在温州罗峰学院聚徒讲学。朱厚熜即帝位，张璁于奉天殿补行殿试，中二甲进士，观政礼部，从此进入仕途，时年四十七岁。

世宗登基后，内阁首辅杨廷和等朝中大臣，要求世宗改称其伯父孝宗为父，伯母为母，而变其亲生父亲兴献王为叔父，生母为叔母。对于这一不近人情的主张，世宗认为这是割裂亲情、违悖常理的事，予以严词拒绝，并以退位来表示自己的决心，以此引发了大礼议之争。观政进士张璁上疏表示异议“朝议说皇上入嗣大宗，宜称孝宗皇帝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王妃为皇叔母的事情，不过拘执汉定陶王、宋濮王的事，谓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复顾其私亲之说耳。夫天下岂有无父母之国哉臣厕立清朝，发愤痛心，不得不为皇上明辨其事。”

张璁指出汉哀帝、宋英宗为定陶王、濮王之子，是因成帝、仁宗无子，皆预立为皇嗣，养于宫中，尝为人后。今武帝已嗣孝宗十七年，“臣读祖训曰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今武宗无嗣，以次属及，则皇上之有天下，真犹高皇帝亲相授受者也。故遗诏直曰兴献王子伦序当立。初未尝明著为孝宗后，比之预立为嗣养之宫中者，其公私实较然不同矣。”世宗得张璁疏，说“有此论，我们父子的关系可以保全了。”张璁以大礼议未定，复上疏进大礼或问，致仕大学士杨一清看后说“张璁的说法，如同圣人，不会改变。”展示了以人为本的政治理想，从而受得世宗的信服和重用。

在嘉靖时期，社会最突出的冲突之一是贫富不均的加剧，皇宫、王府及勋戚占有大量的土地谓之庄田，权贵豪强和地方恶棍，妄指民田为官田，以之进奉王府、勋戚，结交权贵而谋私利。土地兼并的严重致使，大批丧失土地的农民背乡离井而为流民。武宗时全国流民已达600余万，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造成农民暴动接踵而起，基于此，张璁进行一系列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社会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抑制土地兼并的进一步恶化，把农民稳定在土地上。

在当时，土地兼并最为激烈、数量最大的是皇宫、王府、勋戚等所占有的庄田，仁宗建立皇庄，到武宗时已增至200多处，仅畿内皇庄就占地37594顷。藩王、勋戚、宦官等向皇帝乞请和强占民田，庄田有332处，占地33000余顷。“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其严重程度已到了天下额田减半“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而湖广、河南、广东失额尤多。非拨给于王府，则欺隐于猾民”。这就是说，赋田约减少了427万顷，世宗即位后，为革此弊政，稳定社会秩序，曾两次清理京畿庄田，而宦戚辈中挠，世宗犹豫，收效甚微。

张璁入阁后坚决清理庄田，并由畿辅扩大到各省，由庄田兼及僧寺产业，查勘京畿勋戚庄田528处，计57400余顷，其中26000余顷分别还给业主等。撤回管庄军校，严定禁革事例，不许再侵占或投献民田，违者问罪充军，勋戚大臣亦参究定罪。这样相对地缓和及消除土地兼并的冲突和百年积弊，使社会秩序趋向稳定，为明王朝统治的延续起到了重要作用。

科举制度是明朝政府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但在具体的运作过程当中，暴露了许多弊端，产生了明显的负效应。如正德年间国子监祭酒陆深在一篇奏疏中认为，科举所取的士子往往是浮华而无实用。张璁改革科举制度，重新规定考试文体，提高应试者素质，由于科举名额极为有限，不可能网罗天下所有的真才，使许多士子难以通过科举而成为进士。于是，张璁推行三途并用之法，改革用人制度，在改革初期，阻力较大，如明人焦竑批评张璁“为人刚愎，故所行多纵苛刻，如沙汰生员之举，是何意义”出现这种因循之论并不为怪，其反映了一部分人的短视之见，张璁改革科举制度，改变学风，强化学校的教育功能，考汰之法，以及对提学官的大力整顿，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明代名臣张居正，以自己少年时的亲身体验对嘉靖前期整顿学政的成就，予以极高的评价，他说“臣等幼时，犹及见提学官多海内名流，类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无敢干以私者。士习儒风，犹为近古。”可以说，嘉靖前期是明代历史上整顿学风成效最为显著的时期。

官吏的贪赃枉法，是政治，社会动乱的原因之一，亦是君主社会的大患，张璁上疏奏皇帝，依律治罪贪官污吏。在掌管都察院时，向世宗奏上宪纲，择其中最急切者七条陈之，依照宪纲实行，可严肃风纪，整顿官员作风，提高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