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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字惟中，号勉庵、介溪、分宜等，江西袁州府分宜人，祖籍福建邵武，明代政治家、权臣。六十三岁时入阁，加少傅兼太子太师、谨身殿大学士，后改少师、华盖殿大学士，诬害夏言，再任内阁首辅，专擅国政近十五年之久。晚年因事激怒嘉靖帝而失势，勒令致仕，严世蕃案发，遭罢职抄家，寄食于墓舍，两年后病死，年八十七。书法造诣深，擅长写青词，明史将严嵩列为明代六大奸臣之一，称其“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透过戏曲和文艺作品、历史典籍，严嵩的奸臣形象已深入民间。
严嵩，父亲严淮是位久考未成，而又醉心于权力的人，自然把一切的希望都放在儿子身上，于是便悉心的栽培、教导。五岁在严氏祠启蒙，九岁入县学，十岁过县试，十九岁中举，二十五岁时，严嵩终于完成父亲的心愿，考中乙丑科进士，为二甲第二名，被选为庶吉士，后被授予编修，后来严嵩得了一场大病，迫使他退官回籍，在严嵩的退官十年，正是宦官刘瑾权倾天下之时。
刘瑾与其党羽被灭后，严嵩北上顺天，正式复官，在此后的十多年内，严嵩先后在北京与南京的翰林院任职。嘉靖年间，皇帝沉迷道教，好长生不老之术，对政事漠不关心，朝中事务皆交由朝臣处理，礼部尚书夏言得到世宗的宠信，又是严嵩的同乡，于是严嵩拼命讨好夏言。世宗即位几个月之后，严嵩升南京翰林院侍读，署掌院事，升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南京吏部尚书。
严嵩赴京朝觐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由于世宗对议礼的重视，礼部尚书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显赫，往往成为进入内阁的阶梯。严嵩和世宗的接触开始频繁起来，据他自己说，当时世宗忙于同辅臣及礼部尚书等制定礼乐，有时一日召见两三次，有时至夜分始退，他住在城西约四里，乘车驱隶弗及，往往是单骑疾驰。
有人上疏请献皇帝庙号称宗，以入太庙，朝中大臣，包括严嵩在内，欲加阻止。世宗怒，著明堂或问，严厉质问群臣，严嵩尽改前说，并且“条划礼仪甚备”，献皇帝入庙称宗之争，是大礼议的尾声。首辅夏言革职闲住，严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仍掌礼部事。
夏言自视甚高，反对世宗沉迷道教，渐不为明世宗所喜，世宗将沉香水叶冠赐予夏言、严嵩等大臣，夏言并不戴上，但严嵩每次出朝都会戴此冠，还特地用轻纱笼住以示郑重。世宗见状，越喜严嵩而嫌夏言。严嵩晋升为太子太傅，羽翼已丰，开始攻击夏言，严嵩又怂恿世宗罢黜夏言，夏言被罢后，严嵩为所欲为，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与严嵩一同参与机务，但世宗遇事只召严嵩。
后来，严嵩抓住鞑靼入侵中原的机会，迫害夏言，鞑靼入侵河套，陕西总督曾铣发兵夺回河套，并上呈奏疏，建议从府谷黄甫到定边修筑一段边墙，再水陆并进，逼鞑靼退兵，此举得到夏言的支持。夏言向朝廷举荐曾铣，并与之商讨计划，世宗决心夺回河套，并褒扬曾铣。此时，严嵩买通皇帝近侍，称其“轻启边衅”，并指使边将仇鸾诬称曾铣掩败不报，克扣军饷，贿赂首辅夏言，严嵩更在世宗面前说两人夺回河套别有用意，世宗果然相信。
许赞以老病去职，张璧去世，世宗再度起用夏言，这时夏言知道严嵩的为人，处处小心防范，严嵩表面上对夏言谦恭，但怀恨在心，日后严嵩再凭借青词夺回世宗的信任。曾铣被杀，妻子流放两千里，夏言下狱，后来严嵩利用传言，使世宗“得知”夏言毁谤自己，夏言被斩首，夏言的亲信或贬或罚，严嵩重新出任内阁首辅，从此擅专朝政。
世宗崇道斋醮追求长生来说，严嵩为了媚上，全力以赴地去做，不管花多大的人力、财力、物力，都在所不惜。其中单是营建，斋宫秘殿并时而兴，工场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军称之，岁费二三百。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献助不已，复行开纳，劳民伤财，视武宗过之。当时，明王朝的太仓岁入只有二百万两，而斋宫秘殿等的营建，岁费竟至二三百万，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对此，严嵩实难辞其咎。
要斋醮祷祀，就要撰写青词，严嵩因善写青词而得宠。自他担任首辅后，他经常在世宗左右，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为了撰写好青词，他倾注了很大的精力，有时废寝忘食，甚至在庚戌之变时，当俺答兵包围了北京，并在城郊大肆杀掠的重要时刻，竟不顾国家安危和百姓死活，还在专心致志地大写青词。特别当左谕德赵贞吉提出抗敌之策，在奉敕谕军之前去谒见严嵩时，嵩竟以撰青词辞不见可见在严嵩的心目中，青词的位置远在家与百姓之上，难怪人们嘲讽他是“青词宰相”了。
夏言死，严嵩与仇鸾的矛盾开始激化，仇鸾曾被曾铣弹劾，逮捕下狱，在狱中与严嵩约为父子，请严嵩子严世蕃为他起草弹劾曾铣的奏疏。曾铣被杀，仇鸾有宠，不甘心为严嵩掣肘，他上密疏，揭发严嵩与严世蕃所行事，引起世宗的重视。严嵩受到冷淡，大臣入值，他有四次不曾被宣召，当随同其他阁臣入西苑时，也被卫士拦阻。他回到宅中，与严世蕃相对而泣，所幸仇鸾不久病重，陆炳乘机把刺探到的仇鸾的不轨行为向世宗汇报，世宗立即收回仇鸾的印信，使他忧惧而死，皇帝和首辅间的芥蒂自然消除。
严嵩相继除去了政敌夏言、仇鸾，朝中一时无与匹敌，但他深知世宗对大臣的猜忌心理，为了保住他的权位，他对所有弹劾他的官僚都施以残酷的打击，轻者去之，重者致死。沈鍊、杨继盛之死就是突出的例子。沈鍊上疏罗列严嵩十条罪状，主要指责严嵩要贿鬻官、沽恩结客、妒贤嫉能、阴制谏官、擅宠害政，严嵩由此大恨，反击说沈鍊在知县任上犯有过失，想借建言得罪，受些小处分，一来避考察，二来取清名。世宗被打动，谪发沈鍊至口外保安，沈鍊在塞外以詈骂严嵩父子为常，嵩闻之大恨。严嵩将除去沈鍊的事交给其子严世蕃，严世蕃嘱咐新上任的巡按御史路楷和宣大总督杨顺合计除沈，许以厚报，“若除吾疡，大者侯，小者卿”。恰逢白莲教徒阎浩等被捕，招供人名甚多，杨、路列上沈鍊的名字，经兵部题覆，沈鍊被杀。
杨继盛上疏论严嵩十罪、五奸，把世宗最头疼的北边安危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又说，去春雷久不发，主大臣专政，去冬日下色赤，主下有叛臣，把世宗最相信的天象说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奏疏十罪五奸的内容主要仍是贪贿纳奸，结党营私，打击异己，这些都摸准了世宗的心理，很有力量，但他在结尾处写道“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或询诸阁臣，重则置宪，轻则勒致仕。”这就犯了大忌。一来，世宗听信道家者言，根本不愿见二王；二来，藩王不当过问政事，询问二王是何用意史载“嵩见召问二王语，喜谓可指此为罪，密构于帝。帝益大怒”，遂将杨继盛送镇抚司拷讯。为杀杨继盛，严嵩故意将其名字附在坐大辟的都御史张经和李天宠之后，一并奏上，世宗报可，严嵩就轻而易举地杀了杨继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