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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已深了，但瑟瑞莎还是打了电话过去。丽拉．侯斯答应立刻在四季酒店见我们，毫不犹豫。我们开瑟瑞莎那台未标示记号的车子过去，停在旅馆路边的临时停车接送区。大厅华丽至极，雪白的砂岩，铜褐色的涂漆，金色的大理石。有的旅馆大厅光度较昏暗，给人近昵感，有的较明亮，散发出现代感。而我眼前的空间落在两个极端之间。瑟瑞莎到柜台亮出警徽，服务人员打电话上楼，并指向电梯所在位置。我们要去的楼层很高，再加上服务人员说话的态度，让我觉得丽拉．侯斯绝不是住在酒店内最小、最便宜的房间。

※※※

事实上，丽拉．侯斯住的是豪华套房。它和桑森在北卡罗来纳州住的那间一样有双开门，不过门外没有警察驻守。走廊上安静无声，空无一人，只有食物吃完所剩的餐盘放在地上。有些房间的门把上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或早餐点菜单。瑟瑞莎停下脚步，确认房号后敲了门。一分钟过去了，没什么动静。接着我们右手边那扇门才打开，现出一位女士的身影，柔和的黄色夜灯灯光打在她背后。她至少有六十岁，说不定还不止。身材矮小、粗壮、胖胖的，一头铁灰色的短发，发型朴素。眼珠是暗褐色的，周围有皱纹，眼皮丰厚。她的脸庞就像一块白色厚板，肉肉的，完全呈现静止状态，相当阴郁。脸上表情防备心十足，叫人摸不清她究竟在想什么。她身穿一件丑陋的居家服，布料很厚，通常是用来做男人的衣服。

瑟瑞莎问：「请问是侯斯夫人吗？」

那女人低下头，眨眨眼，挥动双手，发出一些表示歉意的声音。通行世界的默剧表演，主题是：我听不懂。

我说：「她不会说英文。」

瑟瑞莎说：「她十五分钟前才说过英文呢。」

女人身后的光是房间深处的桌灯投过来的。当另一个人影经过它前方、朝我们走来时，亮度瞬间降低了几秒。来者也是女人，但年轻多了，大概才二十五、六岁。举手投足相当优雅，容貌非常、非常美。来自异国的绝世美女，像个模特儿。她有点害羞地笑了，然后说：「十五分钟前讲英文的人是我，这是我的母亲。」

她弯腰，用异国（应该是东欧）语言快速地说了一段话，音量不大，几乎是直接贴着她母亲的耳朵说。说明状况、背景交代，要她接纳我们的存在。老女人露出喜色，微微一笑。我们报上自己的姓名，丽拉．侯斯也代替母亲报上名字。她叫席薇拉娜．侯斯。我们轮流握手致意，做法正统。她们有两个人，我们也有两个人，所以中间一度得交叉握手。丽拉．侯斯的姿色真是不得了，而且是天生丽质。相形之下，我在火车上看到的那个女孩就有后天加工的味道。她身材算修长，但没有高过头，苗条但没有瘦过头。肤色深，像是在海边晒出来的完美成果。黑长发，没化妆。一双大眼像是有催眠的魔力，眼珠的颜色是我所见过最浅的浅蓝，彷佛里头有点灯似的。她的动作轻盈、俐落，你一下子会觉得她年轻、身材修长、妖艳，一下子又觉得她已经是个大人了，完全独立自主。你一会儿觉得她好像没注意到自己有多美，一会儿又觉得她似乎为自己的亮丽感到些许害臊。她穿着样式简单的黑色晚礼服，可能是巴黎货，价格说不定高过汽车。但她不需要这么好的衣服，就算穿装马铃薯的麻袋缝成的衣服，耀眼的程度还是不会减损。

我们跟着丽拉进房，她母亲殿后。

这间豪华套房由三个房间组成，在中央的是起居室，两旁各有一间卧房。起居室放了各式各样的家具，一应俱全，包括一张餐桌。桌上还放着吃剩的晚餐、杯盘。房间的角落放着购物提袋，其中两个是波道夫．古德曼精品百货的，另外两个是蒂芬妮的。瑟瑞莎．李出示警徽，丽拉．侯斯便退到一面镜子下方的小橱柜旁，翻出两本薄薄的小册子，交给瑟瑞莎。是她们的护照，她以为纽约市警察会要求看正式文件。护照是紫红色的，封面印着金色的老鹰图样，上下都印有斯拉夫字母，下面那排长得像英文字母NACNOPT YKPAIHA。瑟瑞莎翻看过后退到一旁，放回橱柜里。

之后，我们都坐了下来。

席薇拉娜．侯斯盯着自己的正前方发呆，被语言的隔阂阻绝在我们的对话之外。丽拉．侯斯慎重其事地盯着我们看，在心中建立对我们的认识。一个是来自这个管区的警察，一个是地铁上的目击者。她最后只盯着我看，或许是以为我受这个事件影响最深。我可不是在抱怨，我自己的视线也钉在她身上，无法移开。

她说：「我为苏珊．马克的遭遇感到遗憾。」

嗓音低沉，用字精准。

她的英语很好，有点口音，有点拘谨，彷佛是看英美制作的黑白电影学的。

瑟瑞莎．李没说话。

我说：「我们并不清楚苏珊．马克遭遇了什么，说真的。我的意思是说，除了最显而易见的事件之外。」

丽拉．侯斯点点头，彬彬有礼，动作优雅还夹带着一丝遗憾。她说：「你们想知道我和这件事有什么关联。」

「是的，没错。」

「说来话长。但我要先声明，我要说的事都不可能解释她在地铁上的行为。」

瑟瑞莎．李说：「请说吧。」

於是我们开始听她的故事。

第一部分是背景知识，完全由她的生平来历构成。丽拉．侯斯二十六岁，是乌克兰人，十八岁时嫁给一个俄国人。她的丈夫和九〇年代莫斯科企业的关系极好，苏联解体时从政府手中取得石油田、煤矿、铀矿的权利，成了亿万富翁。他接下来想让自己的财产多一个位数，但没有成功。那是一道窄门，太多人想挤进去了，不可能人人得手。一年前，在一间夜店的外头，某个竞争对手派人朝这个俄罗斯人的头开了一枪。他的屍体倒卧在雪中，到隔天结束前都没人去动。这是个警告，莫斯科式的警告。成为寡妇的丽拉了解对方的意思，於是变卖丈夫的资产，和母亲一起搬到伦敦。她喜欢伦敦，打算在那里定居。她淹没在钞票之中，但没什么事好做。

她说：「大家都有个观念，就是年纪轻轻就致富的人得为爸妈做点什么。你会发现流行乐坛的明星、电影明星、运动员都是这样，而这么做也很有乌克兰情调。我出生前父亲就死了，只剩母亲在我身边。凡是她想要的，我都希望给她。房子，车子，度假，游艇，她全都不要。她只希望我帮她找到过往生命中的一个男人。尘埃落定、过了波澜万丈的大半辈子后，她终於可以自由了，把心思放在对她来说最重要的事物上。」

我问：「那个男人是谁？」

「一个叫约翰的美国人，我们只知道这么多。起先我妈说他只是一个旧识，后来才说他曾在某时某地对她非常好。」

「何时何地？」

「在柏林，时间是八〇年代的头几年。」

「太简略了。」

「那是我一九八三年出生前的事情。我自己认为要找到这个男人是不可能的，觉得母亲已经变成一个痴傻的老女人了，但我还是乐於将整个流程跑一遍。噢，别担心，她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

席薇拉娜微笑，点点头，但并不是针对女儿谈话中的哪个部分。

我问：「你的母亲当时为什么会在柏林？」

「她和红军在一起。」她女儿说。

「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