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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在桑森吃完中餐前赶到,一方面是因为人行道上挤满了人,天气炎热,大家步伐缓慢,另一方面是因为餐会时间很短。
这很合理,因为听桑森演说的华尔街企业家认为花在赚钱上的时间越长越好,花在撒钱上的时间越短越好。
我也没和桑森搭到同一班国铁列车。我错过了五分钟前发车,开往华盛顿特区的班次。也就是说,我慢了他整整一个半小时才到达目的地。
坎农大厦外执勤的守卫就是上次那一个。
他不认得我,不过还是让我进去了,主要是因为我的权利受到宪法保障。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人民向政府请愿的权利。口袋里装的垃圾缓慢通过X光机的同时,我穿过金属探测门,接受搜身,尽管我知道亮起的灯是绿色的。
大厅里有一群白宫的服务员,其中一个被叫来带我去桑森的办公室。这里的走廊宽敞,数量又多,很容易就会让人迷失方向。个人办公室看起来不大,但很气派。它们过去说不定是又大又气派的空间,后来才被分隔成候见室和许多小房间。
我猜一方面是要让资深幕僚有自己的空间,另一方面是要让访客在穿越迷宫般的路径后,觉得大人物愿意接见自己真是一种恩赐。
桑森的办公室看起来和其他人的没两样。
入口是长廊上的一道门,里头有许多旗子,许多老鹰,几幅油画,画的是戴假发的老头子们,有个小姐坐在接待柜台,可能是幕僚,也可能是实习生。史普林菲正靠在她的桌角,他发现我时对我微微笑、点个头,走到我身旁,然后用拇指比了比走廊的另一头。
「自助餐厅。」他说。
我们走下一段阶梯,来到他说的自助餐厅。那里很宽敞,天花板低矮,摆满了桌椅。桑森不在那里。
史普林菲的鼻子哼出一口气,表示他不意外。他断定桑森一定是在我们找他的时候回到了办公室,走的是另一条路,可能有绕到其他议员的办公室去。他说这里一天到晚挤满了人,协调、寻求协助、达成协议、为了投票数进行利益交换。我们原路走回桑森的办公室。史普林菲把头探进一个小隔间,然后挥手要我进去。
桑森的小办公室是个长方形的空间,比衣橱大,比三十美元一晚的汽车旅馆房间小。房间内有个窗户,壁板上挂满了裱框的相片和报纸头条新闻,架子上放着纪念品。
桑森坐在一张红色皮椅上,手拿钢笔,厚厚一叠文件散放在他面前的桌上。
他没穿着西装外套,看起来就像个刚结束长时间火车之旅的人,疲倦,需要新鲜空气。他根本没出去过。
史普林菲带我绕到自助餐厅只是一场闹剧,可能是要让某人在不被我撞见的情况下离开桑森的办公室。某人会是谁?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让我撞见?我不知道。
我坐到访客椅上,发现椅垫还残留着上一位客人的体温。
桑森头后方挂着一张放大裱框的照片,我在他书中看过。就是唐诺.伦斯斐和海珊在巴格达的那张合照。有时候我们的朋友会变成敌人,有时候我们的敌人会变成朋友。大张照片旁边还挂了一系列小尺寸照片,有些是桑森和其他团体的合照,有些是他的独照,有些拍的是他微笑和别人握手。有些团体照拍得很正式、拘谨,有些拍的是胜选后台上撒纸花的场景,大家笑得非常开怀。大部分照片中都有艾儿蓓的身影,她的发型随时间做过许多改变。我在某几张照片中也看见了史普林菲的身影,他精实、矮小的身形就算在小尺寸的照片中还是很好认。有几张双人合照是新时代摄影师所谓的「握笑照」(grip─and─grin)《译注:公众人物在公开活动中和民众握手、谈话时拍下的照片。》,里头有我认得的公众人物,也有我不认得的。有些上面有亲笔签名加上卖弄的题词,有些没有。
桑森说:「说吧。」
我说:「我知道你是怎么拿到一九八三年三月那个英勇勳章了。」
「我是怎么拿的?」
「靠VAL无声狙击步枪。我说的凶悍老太婆,就是枪被你们夺走的那个苏联士兵的遗孀,所以你听到『侯斯』才会有反应。你或许没听过丽拉.侯斯或席薇拉娜.侯斯,但你在过去遇过某个姓侯斯的人,肯定遇过。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你说不定拿了他的狗牌,叫他翻译上面刻的字,你现在说不定还留在身边当作纪念品呢!」
桑森没有露出意外的神情,没有否认我说的话。他只说:「不,事实上那些识别牌和任务后的报告以及其他玩意儿都锁在档案柜里。」
我没回话。
桑森说:「他叫格里戈里.侯斯,当时年纪和我现在差不多,看起来满干练的。他的观察员就没那么高明了,他应该要察觉我们的逼近才对。」
我没回话,沉默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险峻的情势似乎为桑森带来了心埋上的重担。他垮下肩膀,说:「还真是奇妙的抓包手法啊,你说是吧?勳章应该要是个奖励,而不是处罚。它不该搞死获表扬的人,不该像铁链和铁球那样缠住他们一辈子才对啊。」
我没回话。
他问:「你打算怎么做?」
我说:「不怎么做。」
「真的吗?」
「我不在乎一九八三年发生了什么事,她们还对我说谎呢!先是鬼扯柏林那套,现在也还在说谎。她们自称是一对母女,但我不相信。女儿是我见过最可爱的女孩,母亲却是远古时代的恐龙。我第一次见到她们的时候,还有一个纽约市的警察在场,她说三十年后那个女儿看起来也会像母亲一样,但她错了。那个年轻女孩永远不会变得像那个老女人,一百万年内都不会。」
「那她们是谁?」
「我准备认定老的那个是真货。红军政治委员,在阿富汗失去了丈夫和弟弟。」
「弟弟?」
「那个观察员。」
「年轻的女人是装的?」
我点点头。「自称是流亡到伦敦、家财万贯的寡妇,她说她丈夫是还不成气候的企业家。」
「而她的言谈举止不像吗?」
「她加油添醋,演得很好。说不定她有个丈夫死在前线。」
「那她到底是什么角色?」
「我认为她是记者。」
「为什么?」
「她通晓事理,有追根究底的精神,善於分析,定期读《国际先驱论坛报》。她也很会说故事,但太多话了。她对言语字汇怀抱爱情,对细节会加以渲染,无法自拔。」
「比如说?」
「她倾向表露出过度的感伤。她想制造政治委员和作战人员会一起待在战壕里的印象,就宣称自己是爸妈盖着红军长大衣在石头地板上制造出来的。这真是鬼扯。政治委员是后方指挥所的大老板,距离战场可远了。他们会聚集在作战总部,写写宣传小册子,偶尔拜访前线,但绝不会情势危急的时候跑去搅和。」
「你怎么知道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