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河北胡人众多已经是一个事实，行台未来广有天下，这个问题需要正视但不可求切。妄求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完全消灭河北的胡人，那么河北从速入治将全无希望。内夷则以教化，边夷则必伐灭！

未来该要如何降服且解决国中诸夷的问题，那是大将军要头疼的事情。而眼下，沈牧只能确保尽可能多的救助这些生民。

还有就是赈济的方式，也决不可仅仅只是给粮救饥那么简单。而且东武城的储备也难以维持太久，眼下还仅仅只是一部分难民向这个方向溃逃，一旦王师赈济消息传开，其他方向难民必然也会蜂拥而来，会令赈济压力陡增数倍。

因此在赈济的过程中，既需要实实在在的供给，还要注意给人以生的希望，给这些适乱年久的民众灌输制度的概念与认知，尽可能将难民群体疏散开。这样即便是一时粮用不济，所造成的混乱以及发生暴动的可能也会被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

当做出这一决定之后，沈牧所率那一万军众已经行在前往枣强的半途，就近择地驻扎下来，就此设立赈济收抚的最前线，之后东武城方向继续向北运输物资，沿途设立赈济据点，通过这一个个赈济地点将难民往冀南清河、平原等地疏导。

那些地方已经形成了初步的秩序，对於难民的赈济与安置经验与手段肯定要比东武城王师丰富得多。而且通过这种难民流动给食的赈济方式，也能更好的控制耗用，以有限的资粮救助更多的人众。

确定了赈济的思路之后，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流民内部自成组织的抱团问题。这几乎是一个与赈济难民同等重要且遗害深远的问题，别的不说，单单在永嘉南渡、淮泗之间所形成的众多流民帅问题，便足以为鉴。

像是早年对江东朝局产生深刻影响的那些流民帅，如郗鉴、刘遐、苏峻等人，就是在南迁的过程中，或是通过个人的道德感召、或是通过武力的兼并，从而得以壮大起来，给江东的秩序不断带来冲击。无论所造成的结果是好是坏，这些流民帅所拥有的人势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虽然如今徐州流民帅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完美的解决，但这当中的曲折也实在不能尽书。而沈牧所考虑的则更简单，为了救助这些逃窜的河北难民，他甚至放弃抢攻信都的机会，痛舍殊功，为的就是在流民当中树立起行台恩威，因是绝对不容许那些乡野豪强门户窃此自肥！

一谷一米，都是行台惠赠，一丝一缕，俱为大将军仁恩普济。谁若在这方面生出什么贪婪念想，妄施手脚，伸出多少，就要斩断多少！

因此在开始赈济之前，沈牧便先招身在东武城大营的河北乡贤时流，各自给他们加委临时的职事，并明告这些人，所以得用，在於行台尚贤，而他们履新之后，也必须要深念行台章制恩威，要为行台负责，凡有暗沽私誉、明为乡愿者，杀无赦！

当然，仅仅只是严厉训告，仍然不能杜绝乡愿窃德的风气。在这些河北时流各赴地方之后，沈牧又安排一批亲信卒众分别赶往不同的赈济地点，这些人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在河北难民行此接受赈济的时候，向他们询问人物。

一旦某一个名字频频出现於这些流民称颂的言语中，那必是乡愿德贼无疑，即刻收押论罪！你们担任的是行台职事，负责行台安排的赈济事宜，行台自有禄养功赏，结果流民不夸行台惠政，反赞乡士贤良，不是暗亏大义、私养伪德又是什么！

民众们是淳朴的，一旦感觉接受了某些人的恩惠，铭记不忘乃是人之常情，他们也愿意宣扬这样的德声。可是随着沈牧采取这种强硬措施之后，原本最为乡流门户喜爱的乡人赞誉，便成了紧紧勒在他们颈间的绳索。

而这次需要赈济的生民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也让这种乡声采集具有了很高的公正性，不枉纵、不错杀。

一时间，这些河北乡流也是人人自危，叫苦不迭，唯恐为旧誉所累。如今的他们，也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羯国崩亡在即，生民大量出逃已是眼见的事实。唯有行台、唯有王师才能给这些濒危的民众们提供生机活路，他们即便是再想借助乡声誉望而兴风作浪，也完全做不到。

将这些赈济事宜安排妥当之后，沈牧才具书详录，着人呈送给后路的大将军。

当这一份奏书送到大将军手中时，已经时入三月，而大将军也早已经离开了邺城抵达广宗，将此书信展开细览之后，大将军已是喜形於色，并忍不住向左右赞叹道:“我家这位兄长，已经颇得社稷大器之风采！”